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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说的不是大家所能看到的王权,而是中国人心中的那个王权。”段国学指指黄智忠的心口。他的动作让黄智忠知道了段国学的话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整个人从躺坐着的姿态起身变成了正襟危坐的肃立,聆听着段国学后面的话语。

“坐,别那么紧张。”挥挥手。段国学让诸人重新放松后这才娓娓道来。

“你们也知道,以前我总是在研究室里摆弄那些东西,可随着我们科研人员队伍的逐渐壮大,我也可以从研究室理解脱出来,去思考和探索着一些我应该去做的事情。美国几份很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不是总说我这个神龙见不见尾的总指挥是一名合格的科学家却不是一名合格的政客吗?现在我想在我最后执政的几年里,将一些在我任职期间没有处理好的一些事情给办完。”

“刚才所说的那个,王权,是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历史累计。在中国,单一的最高权利意识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十分的达。从现有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夏、商时期中国原始社会的战争。大多就已经是围绕着对最高权利的争夺而展开,也就是十所谓的“争为帝”随后在这么多年的分分合合中,虽然战争不断,但是中国人的主体思想却由于地缘因素造就了天子、中心等思想,这种思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国人对外界的主动探索意识,但是却正是这种思想促成了国家统一和作为典范的领土观。这使得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也有持续分裂的时期。但是在统治的意识形态方面,这些人的心中仍旧是统一的国家形式。而在这里要多插一句连带对比的东西。那就是相比中国人心中的大统一。我们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大统一的局面维持了两千年之久,事实上虽然也曾有飘雨动摇的时候,但是在经历过多年的战乱纷争后,新的帝位崛起终止了国土上的征伐,新的中央政权建立,中国又一次进入到大统一的格局中去。欧洲那边的文明我就不多说了,我在这简单的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欧洲自古以来从未丧失其多国体系,而中国则未能真正经历过永久的分

段具学平日里所说的东西不多。但是每一次都能让众人感到眼前一亮。

“归根到底,中国人的王权意识是相当重的,同时由于王权更迭的身份背景,中国人可以认可一个乞丐到皇帝的身份转变,例如朱元樟。可以说在中国,只要你有胆识,只有你有能力笼络足够的人,你就有可能成为新政权的王者。而反观国外,虽然政治战争很多,但讲究血统,和精神象征的一些国家就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创建这种神话。我研究的不多,但是我们就拿身边的日本来看。虽然在日本历史上有着丰臣秀吉这样从足轻的小兵做到权倾天下的大名和太政大臣,但最终丰臣秀吉仍旧需要拜服于天皇的座前而丝毫不敢造次,如果一旦丰臣秀吉敢说要踢开天皇,相信不用别人起兵,自己内部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而西方诸国也多在国内征伐之时效忠国王。可以说。中国的王权是可以变更的,精神领袖也是可以变换的。因此中国人在一个普遍王权刀似:的夭下次序中,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击要来自干内部。照删孔是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中,对帝皇的反叛总是处以最严厉的惩处的主要原因,因为坐在最高的权利宝座上,这些皇帝时刻都在提防着别人背叛他取而代之。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天下次序是围绕着“维持和重建。这个相对矛盾的中轴来进行。甚至对于外部的挑战,也往往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形式给纳入这个中轴之中进行,这就是中国的战略文化的特殊性。”

“而西方世界由于长期分裂独立的特点,决定了西方战略文化的基本走向。在它们分裂的周边环境中,外部的威胁是对政治实体的最大挑战。而在冲突状态中的生存与展,则就成为了战略上的头等大事。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控制别人,要么被别人控制。”

“因此西方的战略文化就是独立和奴役其他民族之间的征战,而中国战略文化的特点导致了中国人更喜欢内斗的特点,当然前面我也说过。哪怕是蒙古铁骑踏破万里江山和清朝满族统治天下之时,它们都被往往归类到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形式给纳入国家政权的交替中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民族虽然不是汉族,但是却被纳入了大中华的文化体系范围中去。”

“说了这么多,无外乎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句话的根本含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你肯去做,敢去做。你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国家的实际领导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观念和思想。中国人的心中总是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权倾天下;只是当这个梦想去真正去实现时,需要大量的鲜血和尸体来进行。旧有势力的垂死挣扎和新势力的崛起,这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最终解决办法就只有是战争。”

“只是当西方人用大炮轰开闭关锁国和外界失去多年联系之后,特别是历史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国人们突然现,原来政权的变更可以不用鲜血和尸体来进行。西方人政权的变更演变到现在是用摆票来执行。那么我们中国是否也能同样进行呢?答案是不行。”

“这个不行的答案是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和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虽然孙先生的革命让国人们推翻了封建的皇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新的继位者却同样是在延续着另外的一种变相的皇权。我们看看之前在任的蒋光,他坐在中国最高权利的宝座上死都不肯下来,每次选举都是内部草草走个过场象征性的了事。而社民党内部也同样如此,几位高级领导人长期的坐在党魁和领导者的宝座上,至于我们民业党更是如此。自从建立以来我也就没摘过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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