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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但有些事情,涉及根本,就只能以力而就。”
这一点李肆很坚决,表明即使两边都不支持,他也要强行推动。
“我英朝之官,都不再是管人之官,而是管事之官。当官就是做事,做人的那种官,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
这话也点出了官员还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将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员额会很珍稀。
有人还是不理解,说民人各安其份,这天下就和乐融融,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又有什么事可做?
有什么事可做……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绝不愿多事。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因为儒法之国的官,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收赋税、兴教化、断刑罚、安乡境。但归结到底,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
从本质上说,官僚集权***时代的王朝,地方官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在这个基础上,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公共服务”,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例如治安、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
中央政府汇聚了全国的财税,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和灾害,以及抵御外敌入侵。说起来,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治河和救灾。
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将公共服务细化,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而这个过程,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李肆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就是他治下的广东,还只有一丝萌芽,并未演进到那一步,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英明领袖”来拔苗助长了。
从另一个方面看,政权深入到基层后,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资源的利用效率,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
要推动官府下乡,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在这方面,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但少了灰色地带,要直接担责,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他们读圣贤书,是治天下的,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李肆虽然还有牌,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
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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