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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廿4史札记》

刘邦如此,刘备亦然。读者往往看到刘备对糜竺的恩遇、对黄权的厚待;却习惯性忽略刘备诛杀张裕、雍茂时的刚愎猜忍,更极少着眼于刘备“礼贤下士”时的历史背景。

需要特别注意,刘备礼贤下士,无1例外都在式微之际。无论是与田豫、赵云诚心相交,还是宽慰糜竺“兄弟罪不相及”,抑或赦免黄权、孟达等叛将子孙,均是在蜀汉处于劣势的历史背景之下。

换言之,刘备的弘毅宽厚,更多是1种战略性的安抚举动,服务于统战工作需要。在国势日衰的背景下,刘备无法彻底清算叛臣,因为这样势必导致蜀汉局势进1步恶化。

反过来说,1旦刘备得志,他往往会任心而行。取汉中后(219)杀张裕、杀雍茂,称帝之后(221)空国东征,都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1言蔽之,刘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外部环境宽松,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大;外部环境紧张,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小。

由于刘备1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逆境,所以能够“任心而行”的机会也便相对较少。也正源于此,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宽厚长者形象。

这种“矫情忍性”的作风,乃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不独刘邦、刘备所有;秦始皇亦然。

其近臣尉缭,便曾称“秦王为人,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可见即使凶暴如赵政,在劣势局面下也懂得伏低做小的道理。

秦国重臣尉缭,是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东汉陈留,后世开封)尉氏县人,以地为氏,疑似《尉缭子》作者。

其人之言,可信度极高。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始皇帝本纪》

因此不宜将刘备的宽厚表现,简单归结于他的个人性格。

更合理的作法,是把刘备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结合历史背景来分析其行为逻辑。

我们先来看看刘备刚愎的1面。

刘备早期以“武勇”著称,也有过“怒鞭督邮”的血性过往,还因为“反复无常”而被吕布集团所讥诮。可知其人性格颇为多面,绝非简单的宽厚长者。

平原刘子平知(刘)备有武勇。--《典略》

诸将谓(吕)布曰:“(刘)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英雄记》

诚如前文所述,刘备的行为逻辑与常人无异,主要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因此在得志之时,往往表现出刚愎自用的倾向。

以下谨就张裕与雍茂的案例,论述刘备阴刻猜忍的1面。

张裕是刘璋旧臣,曾于座上讥笑刘备“无须”(即没胡子),因此刘备“尝衔其不逊”,认为张裕对自己缺乏尊重。

先主无须,故(张)裕以此及之。先主常衔(指怀恨)其不逊。--《蜀书周群传-附传》

不过鉴于彼时川蜀初定,刘备也就没有对张裕下手。然而随着刘备攻陷汉中,张裕的生命也便走到尽头。

张裕的具体卒年史书无载,按《周群传》的记载推断,当为建安2十4年(219)。

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谏争汉中不验”。按汉中在建安2十4年(219)为刘备所得,因此张裕的谏阻之言才会显得“不验”,可知张裕之死,当在此年。

(刘备)忿其漏言,乃显(张)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蜀书周群传-附传》

虽然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争汉中不验”,但彼时人尽皆知,张裕之死,实出于他与刘备的口角宿怨。

因为谏阻征汉中者远非张裕1人。周群亦曾谏阻,但不仅没有受罚,反而被刘备加官进爵。甚至连诸葛亮都对征伐汉中的计划持怀疑态度(见《杨洪传》),可知谏阻征汉中者为数不少。

(刘备)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没不还,悉如(周)群言。于是举群茂才。--《蜀书周群传》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蜀书杨洪传》

张裕死于刘备攻陷汉中之后(219),而占据汉中又代表着刘备的功业达到巅峰。在此背景下,刘备将诛杀张裕形容为“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其刚愎心态可见1斑。

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鉏(锄)。”(张)裕遂弃市。--《蜀书周群传-附传》

再看雍茂。

刘备僭号汉中王时(219),其主簿雍茂曾劝谏刘备暂缓称王,因为基业规模尚浅,急于为自己加官进爵有可能起到相反效果。

(刘)备锐意欲即真(汉中王),(刘)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与主簿雍茂谏备,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0陵先贤传》

刘备闻言怀恨在心,找借口杀死了雍茂,因此“远人不复至矣”,大失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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