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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襄阳升格为郡,到底是不是始于曹操?

从蔡瑁的相关记载看,襄阳的行政区划改易,有可能始于刘表。

蔡瑁是南郡襄阳县人,但他的仕宦履历比较特殊,历任江夏、南郡、章陵3郡太守。

(蔡)瑁,刘表时为江夏、南郡、章陵太守,镇南大将军军师。--《襄阳耆旧传》

彼时有任官避籍制度,称作“3互法”(见《后汉书蔡邕传》)。按制度要求,本郡人不能出任本郡太守,本州人也不能出任本州刺史。照此而论,蔡瑁以南郡人身份出任南郡太守,未免太过奇怪。

不过3互法虽然存在,却可以通过“改易籍贯”或“改易行政区划”来避开此限制。

比如辽东人公孙度,“改籍玄菟”之后出任辽东太守;再比如下邳人陈登,分下邳东城县为东城郡,之后出任东城太守。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度父(公孙)延,避吏居玄菟。--《魏书公孙度传》

迁(陈)登为东城太守。--《先贤行状》

照此而论,蔡瑁能够出任南郡太守,说明彼时的襄阳县已经不在南郡的行政区划之中。

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即襄阳县曾被刘表划入章陵郡呢?从蔡瑁出任过章陵太守的记载看,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换言之,蔡瑁的老家襄阳,在当时应该是独立在南郡、章陵郡、江夏郡3郡之外的新辖区。

照此而论,襄阳县的行政级别变化,很有可能始于刘表。曹操进入荆州之后(208),对此既成事实则加以进1步确认。

汉末王纲坠地,制度紊乱,地方军阀与土皇帝无异。张鲁改“汉中”为“汉宁”。辽东太守公孙度割幽州东部设平州、又分青州东莱设营州。可见“改易郡国”在当时极为常见。

后汉末,张鲁据汉中,改汉中为汉宁郡。--《元和志》

(公孙度)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魏书公孙度传》

刘表“不供职供,多行僭伪”,乃至“郊祀天地,拟斥乘舆”,可知汉廷对他的约束力趋近于0。

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指皇帝)。--《后汉书孔融传》

以刘表的僭越程度来看,他把自己的治所襄阳县升格为郡,确实存在比较充分的动机。

以荆州刺史治的变化为线索,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时的历史背景。

自武陵汉寿而始,至南郡襄阳为止,各方军阀均围绕着荆楚之地各施所能,争衡博弈,上演了1出又1出精彩的戏码。

其实武陵汉寿的名称改易,比荆州刺史治的变迁更加有趣。

武陵汉寿,即关羽“汉寿亭侯”的封地所在,这1点人所共知,毋须赘言。

建安2十4年(219)东吴背盟,白衣渡江,荆州全境落入孙权之手,武陵当然也不例外。孙权大喜之下,给荆州故刺史治改名,改“汉寿县”为“吴寿县”。

武陵太守领县汉寿,吴曰吴寿,晋复旧。--《宋书州郡志》

魏国闻讯,当然不甘落后;于是擅署名目,将武陵汉寿县,改为“魏寿县”。还煞有介事地封太尉贾诩为“魏寿乡侯”。

文帝即位,以(贾)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魏书贾诩传》

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与当年曹操假借汉廷名目,封刘备为“宜城亭侯”(宜城县彼时属刘表)的行径如出1辙。

未知是否出于“明正法统”的考虑,在失去了荆州武陵汉寿县之后,刘备将益州广汉郡的“葭萌县”改为“汉寿县”。

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指刘备)更曰汉寿。--《华阳国志》

换言之,荆州武陵的汉寿,分别成了吴寿与魏寿;益州广汉的葭萌,则成了汉寿。

晋朝统1后,又把西蜀的“汉寿”(旧葭萌)改为“晋寿”,把东吴的“吴寿”(旧汉寿)改回“汉寿”,完成了1次奇妙的循环。

可见遥领、虚封与擅署名目,在历史舞台上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探究其始末变迁,不觉令人莞尔1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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