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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韬、崔州平早已习惯赵旻之多智近妖,是以2人颔首行礼。
石韬道:“回主公,正是如此。愚以为,治西域当效仿秦及前汉之羁縻,而不可1味攻伐。”
所谓“羁縻”,类似于今日的“两治”。
即在“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的区域,实施“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政策。
说人话,羁縻之策就是由当地酋首自治、奉集权王朝为主、以朝贡的形式向集权王朝天子上缴税收。
崔州平补充道:“是故,主公重设西域都护府后,可任命西域大国诸王为都尉,协助大都护共治西域,愚以为,如此西域方可安也。”
赵旻设立西域都护府,最主要目的当然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但话说回来…
西域若战乱不休,谁还敢做生意?
所以总体而言,石韬、崔州平的提议完全正确。
苟哥陷入沉思。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1章,继续为您说。
曹操纳人妇为妾是有现实需要的,而不仅仅是贪恋美色。
实际若以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刘宋开国皇帝宋武帝刘寄奴的案例做参考,可知曹操的行为存在1定的目的性。
即生育子嗣,尤其是生育男丁。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早年丧子,在术士的建议下,纳“形长而色黑”的丑妇为妾,遂得2子1女。
(司马昱)又数年无子,乃令善相者召诸爱妾而示之……时(李)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帝以大计,召之侍寝……遂生孝武帝及会稽文孝王、鄱阳长公主。--《晋书后妃传》
宋武帝刘裕,成婚多年仅得1女,年至4旬仍膝下无子,几乎绝嗣。有司马昱的成功案例在先,刘裕遂大量征募壮妇入宫,广布恩幸,雨露均沾,数年间竟得7子9女(见《宋书武3王传》),1跃从鳏寡孤独成为多子帝王,堪称神迹。
宋文帝刘义隆,便是这项“求子工程”的产物。
文帝生母胡婕妤,入宫时已近4旬,必有婚史,生子后又不得宠,旋遭赐死,时年4十2。
武帝胡婕妤,讳道安,淮南人。义熙初,为高祖所纳,生文帝(刘义隆)。5年,被谴赐死,时年4十2。--《宋书后妃传》
刘义隆为刘裕3子,其昆弟之辈,生母亦多“不知何郡县人也”(包括太子刘义符生母张夫人在内),应多为已婚育之妇人所出。
此事关乎皇室尊严,史家遂隐匿之。
裴松之先生也不容易啊!
(宋)武帝张夫人,讳阙(即名讳失考),不知何郡县人也。义熙初(义熙元年刘裕已4十3岁),得幸高祖,生少帝(刘义符),又生义兴恭长公主惠媛。--《宋书后妃传》
司马昱、刘裕等人的活跃时间在汉魏之后,但这种纳已婚、已育妇人有助于生育子嗣的观念,诞生时间可能又在此之前。曹操或许亦闻此道,遂付诸实践。
如前所述,生育曹林、曹衮、金乡公主的杜夫人,与生育曹矩的尹夫人,她们在与曹操成婚之前,均有生育男丁的记载:杜氏生秦朗,尹氏生何晏。
曹操在曹昂死后(197)数年间先后纳杜、尹诸夫人,很可能便是受此观念之影响,即迷信生过男丁的妇人,容易再生男丁。
当然,相比于司马昱、刘裕等人的“来者不拒”,曹操在纳妾标准上还是存在1定要求的。从曹氏诸妾室的相关记载看,她们多为美貌孀妇,可知曹操并不似刘裕1般为了求子而胡乱临幸,这可能和曹操当时膝下有子存在关系。
司马昱、刘裕属于没的选择,曹操尚有少许选择,因此在纳妾范围上亦稍有松动,不尽为已婚已育之妇。
推此而论,建安9年(204)曹军攻屠邺县,“袁氏妇子多见侵略”,甚至出现了曹操、曹丕父子共争甄氏的伦理丑闻,很可能与甄氏的人妇身份存在关联。
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孔)融乃与(曹)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后汉书孔融传》
从曹操“令疾召甄”的焦急情绪来看,他对甄氏存在较强的贪恋之心,这或许不尽源自甄氏的非凡容颜,也可能是曹操借助杜氏、尹氏等人生子的成功案例,进1步迷信纳人妇为妾有助于诞育男丁。
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氏)。左右白:“5官中郎将(曹丕)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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