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志高才疏——清宣宗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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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军事——英国进攻，而清朝防御；英国兵少，而清军兵多；英军后方太远，而清军在本土作战。

其三，民心——英国是侵略的一方，清朝是反侵略的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林则徐、邓廷桢发出告示：“如果英夷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从战术来说：

其一，兵力——1840年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带的侵略军4000人，乘舰船40余艘到达澳门。这支军队，数量有限，只要认真抵抗，完全有把握取得胜利。

其二，后方——当时欧亚交通极为不便，英军战线太长。7月初，侵略军进犯厦门，遭到邓廷桢率福建军民英勇抗击，就北驶浙江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等壮烈牺牲，定海失陷。这时，清朝也只是小的失利。8月，英国派船到白河口投书，向清政府直接威胁恫吓。清军在总体上完全占有优势。

其三，武器——当时英军使用的武器装备，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拉得那么大。

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不胜枚举。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

因而，从战略、战术分析，清朝有可能打胜这一仗，但清朝却打败了。

其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历史责任是在大臣穆彰阿还是在道光帝？

认识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皇帝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遣戍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比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下面对朝廷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的构成做一个分析：道光二十年（1840年），朝廷的军机大臣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5人，大学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琦善、王鼎、伊里布（差往浙江）、汤金钊6人。在京的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共8人，其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的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3人。其中潘世恩状元出身，遇事观望退让，仅为“伴食”而已。这三个人，穆彰阿为领班军机大臣、首辅大学士，潘世恩是穆彰阿的阿附者，琦善是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后署两广总督。所以，朝廷实际分为两派：以穆彰阿等为一派，王鼎等为另一派。因此，主和派的代表是穆彰阿，主战派的代表是王鼎。

《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嘉庆进士，任内务府大臣、直上书房、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穆彰阿是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观察道光皇帝的意向，才主张和议的。《清史稿·穆彰阿传》明确记载：“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

以上就是说：第一，穆彰阿主和是窥伺道光皇帝旨意而秉承的；第二，因为道光主和，穆彰阿乃跟着赞成主和，这里的主从关系不能颠倒；第三，罢免林则徐是穆彰阿根据道光皇帝意图行事的。像林则徐这样的封疆大吏，钦差大臣，没有道光的“谕旨”，穆彰阿再专权也是搬不倒的；第四，琦善身任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其替代林则徐，没有道光皇帝谕准同样也是不能的。在大敌当前之时，林则徐被斥责、革职并谪戍伊犁，这和当年崇祯皇帝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逮捕并事后凌迟袁崇焕一样，都是“自毁长城”！历史的悲剧又一次重演。

总之，穆彰阿窥出道光之所思，说出道光之所欲言，做出道光之所欲为，所以穆彰阿始终得到道光的支持与信任。因此，鸦片战争的责任主要应由道光皇帝来负。

此外，道光过于无知。道光皇帝曾问道：“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旱路可通？”这是早在康熙时候已经明确的常识问题。道光皇帝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

还有，道光过于无勇。他如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登岸后聚而歼之，这场战争是绝对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

由上可见，穆彰阿、琦善是体会道光的旨意、按照道光意旨行事的。穆彰阿卖国、误国，最后的总根源是道光皇帝。

在鸦片战争期间，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演出了一场“尸谏”的悲壮史剧。“王鼎尸谏”与穆彰阿得势，这是道光皇帝的两面镜子，它反映出：“君子消沉，小人猖獗！”道光皇帝在位时期，清朝的危机更加严重。道光虽有“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却不能采纳忠言，不能在重大时刻做出正确决策，所以，“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孟森先生认为：“宣宗之庸暗，亦为清朝入关以来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