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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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洛根·蒙斯图尔特去了皮姆利科选区指定的投票站，为工党投了一票，接着便离开英国。等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新首相时，他已踏上法国领土。得知大选结果后，他更加坚信自己决定搬到圣萨比纳是最明智、最果断的行动。

洛根将特彭泰大道的公寓卖给了楼上的邻居，“印度老兵”辛格。他得了两万八千英镑——现金。其中大约五千英镑被用来翻新五棵柏树庄园。绝大部分工程集中在一楼——洛根决定将一楼作为自己的生活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想每天上下陡峭的楼梯，楼上部分能修整好他就满足了，把漏水的地方补上，换掉腐烂的木梁之类的。他在一楼弄了个相当宽敞的套间，有带大壁炉的起居室，有一间书房，有一个大的厨房兼餐厅，还有一间卧室以及卧室隔壁的卫生间。他从特彭泰大道搬来的家具轻轻松松就放了进来，他书房的两面墙下全是一排排的书架，摆着他的藏书和资料。更多的改造工作集中在谷仓旁的“帮工小屋”，洛根把它变成了有两间卧室的小房子，有些拥挤，但整齐又干净。他打算把这里租给夏天来度假的游客，以补充收入，他从辛格那里收到的现金的剩余部分，安全地存在皮莱韦克法国兴业银行的高息账户中。

洛根算了一下，每年花两千英镑，他就能在五棵柏树庄园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不管怎么样，都一定比他在特彭泰大道的日子好过。事实证明，七月和八月，他轻而易举地就将小屋租了出去，而租客们也是年复一年地来了又来。

他弄来只猫（母猫，为解决庄园的鼠患问题），给它取名“霍奇”。出于安全和相互陪伴的考虑，他又弄了条狗（公狗，四分之三比格犬血统，四分之一西班牙猎狗血统），给它取名“鲍泽”，原因不言自明。

他在“五棵柏树”轻易安顿下来，很快便成了圣萨比纳居民区的名人。小镇近在咫尺的距离意味着他可以轻松走到那里，他也确实经常走去，他坚信步行是老年人最佳的锻炼方式。每周三的赶集日，他会骑上自己的轻便摩托，在挂包里装满下一周的食物。

他不动声色地让大家都知道他正在写一部重要的小说（《八重奏》），他觉得这样能拦住随意上门的来访者，也免得别人老问他在做什么。他的表妹露西·桑塞姆每年五月底会来度两周假。她总是待在小屋里，通常他们俩一整天都不会见面，直到晚餐前要喝开胃酒时才会碰头：他们都认为这种状态很理想。

不管是不是半隐居，洛根还是很快认识了一帮法国朋友和邻居。他们热心助人，亲切随和，为提升洛根在法国乡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洛根在法国写的日记都非常随意，也没有日期，有时候似乎一连数月都没有任何记录。有关杜佩蒂特太太的事主要发生在一九八六到一九八八年间。

我在壁炉里烧过的所有木柴中，樱桃树的木头是最难烧的。坚硬的樱桃木就像水泥一样，很难点着。接下来，在燃烧难度排行榜上的是雪松木、橡木和榆木。排名最末的是松木——烧起来非常容易，但会留下大量灰烬。所有这些木柴都不会爆出火花，只有金合欢树爆得最厉害。搬到这儿没多久，我就犯了个错误：用金合欢树的木柴生火。随着火焰的燃起，火苗开始发出如同贝鲁特市中心般嘈杂的声响，还夹杂着枪声一样的爆裂声，滚烫的小煤块仿佛曳光弹从壁炉里弹射出来。最终，我不得不用一桶水浇灭了整堆火，房间里飘满潮湿的灰烟。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读纳博科夫的《爱达或爱欲》：有些地方很精彩，但总的来说令人困惑——它肆无忌惮地表达了一个固执的念头，让善意的读者目瞪口呆、筋疲力尽。我不得不说，纳博科夫真是个“风格推崇者”——这是个颇有内涵的名词，但实际上，最好就把它当作“有个性”的同义词——纳博科夫矫揉造作的精明和让每一个字都富含深意的写法，无论多么古怪又洪亮，在这本书里都变得越来越像是紧张的神经抽搐，而不是自然的、有个性的声音。那些精心构思的华丽辞藻、为修辞而修辞的写法让人越来越厌倦，让人只想看到一个简单、优雅又轻松的句子。这就是关键的区别所在：在好的文体中，精确性必须永远胜过修辞性。肆意的精巧标志着作家已进入堕落的状态。你不可能每天都吃鱼子酱和鹅肝酱；有时候，味蕾所渴望的不过是一盘普通的小扁豆，哪怕他们都说这扁豆是皮莱韦克本地出产的。

诺伯特开车送我去洛特河畔新城区，弗朗辛在她摆满装饰品的公寓里，像往常一样冷冰冰但又不失礼节地接待我。我们喝了杯红酒，接着去卧室。哎呀，我只坚持几秒钟就射精了。她帮我在坐浴盆里洗干净——我一直很享受这种待遇——然后，我们在床上躺了半个钟头，看我能不能再硬起来。运气不好，离开前她给我飞快地口交了一次。五百法郎——每一分钱都花得值。

（诺伯特即诺伯特·科恩，圣萨比纳的救护车/出租车司机，洛根在当地结交的第一个朋友和伙伴。洛根住到圣萨比纳的头几年，在诺伯特的推荐下，他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找一次这位偷偷接客的四十岁家庭主妇兼妓女。）

傍晚的天空很奇怪——空中堆满云朵，皱巴巴地挤在一起，像灰色的亚麻床单，又像锦缎。接着，太阳开始沉落，阳光似乎冲过云层的褶皱，给灰色的云朵染上了刺眼的金色光芒。

生活在共和制体系里的简单满足。水管工来修好了小屋里坏掉的厕所。我们握手，互称“先生”，并祝彼此愉快。他把我介绍给他十二岁的儿子。再一次握手。那天结束时，他走进来说一切都搞定了。我们分享红酒，聊起天气，聊起今年的葡萄应该会有大丰收，还聊起周边数量迅速增加的狐狸。我跟他和他的儿子都握了手，祝他们晚安，“欢迎再 来”。

昨天露西走了——诺伯特开车送她去图卢兹坐飞机。她问明年她能不能带个朋友来，我说，当然可以。她胖嘟嘟的，脸色红润，看起来相当健康——健康到七十多岁了还能抽烟。她坚持要给我两百英镑。她那个朋友是女的，她向我保证。

有人在蒙屈克公立图书馆发现了一本陈旧的《世界主义者》，引得全村上下震惊。是的，就是那个住在“五棵柏树”的怪老头，竟然真是个作家。那些把我视作圣人的人开始传阅这本书。

今天晚上，天空在天黑前是锦葵一样的红色，一道只能被形容为开心果般的绿色光芒将它衬托得格外灿烂。我想，任何一个抽象派画家大概都会想重现这两种色彩的对比吧——只是它过了几秒便消失了。诞生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令人震撼”的抽象艺术效果，自古以来就由大自然在某处悄无声息地重复搬演着。我拿着红酒杯，走到外面树林间的庭院里。鲍泽一反常态地陪着我，但它总会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仿佛它只是想照看我，而并不愿打扰我的思绪。

房子周围的树荫浓密而凉爽，在最热的天气中从阳光下走进这里，也如同走进阴暗的地窖。我还记得波勒先生建议我砍掉一半的参天大树。谢天谢地，这里没有针叶树（我认为柏树不算针叶树）——针叶树总会让我想起火葬场，想起阴森的帕特尼维尔河谷和格洛丽亚的葬礼。

玛卓先生和玛卓太太的银婚纪念日（他们是小超市的店主）。我受邀参加在法兰西咖啡馆举行的“鸡尾酒宴会”——这应该算是某种荣誉，我猜——也许还有诺伯特的功劳（露西特·玛卓是他的姐姐）。当我们举杯祝福这对羞涩的夫妻时，我发现，他们这些在场的家人、亲戚和邻居就是我新的朋友圈子——我新的社交圈。当然，首先是诺伯特和克劳汀（他的妻子）；让—罗伯特（斯特凡尼利——帮洛根打理花园）；亨利和玛丽—泰瑞莎（格拉索莱尔——法兰西咖啡馆的店主）；卢西恩和皮埃特（格尔斯——农夫。靠洛根最近的邻居）。还有谁？我认为，再加上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当地的牙医兼圣萨比纳的镇长）和狄迪尔·洛桑萨克（医生）就齐了。我在这里感受到的纯真热情让我心怀感激，我不禁想，要是有个法国老人决定退休后搬去维尔特郡或约克郡或莫里郡，他会不会也受到这般热情的欢迎？也许吧。也许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总是比你看地图时想象的要更友善。我们喝了威士忌，吃了小小的奶酪饼干。每个人都祝了好几次酒。他们衷心祝愿我的新小说能大获成功，我多少年来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开心。这样的时刻应该被记录下来，铭刻在心。我对我在英国的生活毫无怀念——我甚至无法想象我从尼日利亚回去后是怎么在那儿活下来的。拉里·德雷尔<a id="commentRef_33035" href="#comment_33087">^[1]</a>是怎么叫它的？“布丁岛”。我没有任何再回布丁岛的想法。“谁愿如他那般，无欲亦无求？”这种情况出现时，最好心里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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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法国总统，我就会：

（1）给咖啡馆老板减免税负，让他们把塑料椅子换成藤椅或木椅。

（2）在集市或游园会中，严禁在街道上用管乐器演奏英美摇滚乐。走在古老的法国小镇，听的却是流行音乐排行榜上平庸的英文歌曲，没有比这显得与小镇更格格不入的情形了。

（3）限制每家每户的花园中只能种一棵针叶树。那些砍掉针叶树改种落叶树的，可以按每棵树一千法郎领取奖励。

“我的肠胃和我从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我自认为，到了这个年纪，我的健康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天冷的时候，我的腿会疼，时不时有棕色迷雾遮住我的视线。但我精力还不错，而且睡得很好，只是每年的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我的牙齿开始松动，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给我弄了套很舒服的假牙（免费），换掉了所有的上牙，除了两颗磨损严重的旧磨牙。下面的牙齿目前似乎还不错。我的头发好像不再掉了，我在犹豫要不要蓄胡子——这得取决于胡子有多白，我可不想变成圣诞老人。我每天吃两餐饭，早饭和午饭，晚上我喝红酒，吃炸薯片。我感觉身上的肌肉群在慢慢萎缩——我赤身裸体时，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松弛又下垂。我现在大概跟三十多岁时差不多瘦。我想过最终会是什么来结束我的生命。我总感觉上次撞车时，我的脑子出了问题，只是还没表现出来。奇怪的视觉模糊可能预示了我生命终结的方式。不堪重负的大脑突然大出血什么的。很快。黑暗突然袭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跟卢西恩去森林里找蘑菇。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手上全是老茧——足以承受极热或极冷的东西。他五十六岁，可看起来比我更老，在矮灌木中到处翻找时，他不停地喘气、咳嗽。他的家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可他说他的儿子对农活不感兴趣——儿子在阿让的一家修车店工作。卢西恩耸耸肩：年轻人啊……然后是常见的叹气，诸如此类。毫无疑问，年轻的卢西恩·格尔斯让他的父亲时不时心怀忧虑了。我算了一下，法国被占领时老卢西恩应该是多少岁（我见到任何一个法国老人时，都会这样做）。卢西恩一九二八年出生，所以“二战”时他应该才十来岁。我们采了好多牛肝菌和鸡油菌。今天晚上，我要打破惯例，做一份菌子煎蛋饼。

我在邮局给露西打电话（洛根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在自己家里装上电话），知道了她所乘航班的信息，并安排好接机事宜。她说：“彼得·斯卡比尔斯是不是你的朋友？”我坦诚地说，彼得爵士确实是我的老朋友，我很骄傲。“以后你再也骄傲不了了，”她说，“他上周死了。”

我感到突如其来的空虚，一种失落：像从一堵已经摇摇晃晃的墙上取出一块砖，你不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空洞会给其他砖块带来怎样的新重量和压力，不知道这种压力的重新分配是会让墙继续立着还是轰然倒塌。那一刻过去之后，不知为何，我觉得自己更脆弱、更不堪了。我感觉在失去彼得·斯卡比尔斯之后，我的生活、我的世界，突然之间变成了颤巍巍的豆腐渣大厦。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肺炎。他当时在福克兰群岛。”你可别告诉我，我说，他又在给一部新小说做研究。“你怎么猜到的？”露西难以置信又有点崇拜地说。做研究：写一部关于福岛战争<a id="commentRef_33190" href="#comment_33207">^[2]</a>的小说，这很有彼得的风格，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本和彼得都离开了人世间，留下我孤身一人。露西说报纸上全是长篇大论的悼词和充满敬意的评价，我让她把报纸都寄来。“没人提到你。”她说。

鲍泽是条喜怒不形于色的狗，每天不需要太多的关注。只是每个星期，它都会主动来找我一次，如果我坐着，它就把下巴搁在我的膝盖上，如果我站着，它就用头轻轻顶我的小腿肚。我知道，这意味着它需要一点关爱了，于是我就挠挠它的耳朵，拍拍它的侧腹，跟它说说自古以来狗主人对狗说的那些傻话。“谁是最乖的宝贝呀？”“真是条好狗！”“谁是全世界最棒的狗呀？”这样过了几分钟后，它会像刚刚游过一条小溪般抖抖身体，悠闲地走开。

欧拉夫松一家连续第三年来这儿度假了，这次要在小屋住上一个月。他们来的时候，艳阳高照，我们坐在我房子后面的草坪上大栗树的树荫下，喝着冰凉的白葡萄酒。他们来到温暖的南方，难掩兴奋和喜悦，他们说，在他们出发的那天晚上，雷克雅未克的地上都结了霜。我告诉他们，我去过一次他们的家乡（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之前从没提到，我说）。他们问我为什么去雷克雅未克，我便开始解释，而我之前保持沉默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我跟他们说了芙蕾雅、居纳尔松和战争的事，说到芙蕾雅以为我死了时，我的泪水不受控制地顺着脸颊流下来。我不觉得悲伤，不觉得有那种胸闷气短、如置身地狱般的痛苦——但记忆激活了我大脑中的某个地方，触发了泪腺。他们都看着我，震惊了。我说这一切确实非常悲哀，我试着转换话题，说起附近新开的餐厅。可他们离开后，我又哭了，哭完我好多了——我感觉自己更柔弱了，身心都得到了净化。我走进屋，看着芙蕾雅和史黛拉的照片。芙蕾雅和史黛拉。那是我的幸运；那些年是我幸运的日子，我不能抱怨什么。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幸运过。在那些年月，我爱芙蕾雅，她也爱我，我沉浸在爱里。只是后来霉运又回来了。

这就是你一生最终的结局：将你经历的全部幸运和霉运加起来。一切都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解释。算一算总数，看看它们各自是多少。你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人能够将它分享出来，或是把这边的划到那边，一切就那样发生了。我们必须默默承受人类境遇的法则，蒙田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