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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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像往常那样勉强笑了一下：

“什么叫做想望，您不知道吧？”

“知道。我也有过种种想望，”我说，“我知道。”

我犹豫了一下。

“但是这不仅仅是想望；您为其他人奋斗，希望他们幸福……”

“咱们共同奋斗，也为咱们自己，”他说。

他始终仔细打量我。

“您称他们为这些人，您用陌生人的眼光望着他们。当然，我若是上帝，也有可能认为没有理由为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要跟着他们，为他们做些事，反对另一些事；今天我做这些事……”

“从前我要卡莫纳获得自由，”我说，“就是因为我把它从佛罗伦萨、热那亚的桎梏下救了出来，它随着佛罗伦萨、热那亚一起灭亡了。你们要共和国，要自由；谁跟你们说，成功后不至于把你们引向更黑暗的暴政？要是一个人活得长的话，就会看到任何胜利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场失败……”

我的声调无疑把他惹恼了，因为他截住话头说：

“哦！我还有点历史知识，您说的我都知道。建成的东西总要崩溃的，我知道。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走向死亡，但是在出生与死亡之间是生命。”

他的声音柔和了。

“我想我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就是人的一生瞬息即逝，因而在您眼里是无足轻重的。”

“确实如此，”我说。

“您已经在未来的深处，”他说，“您看到现在这些时刻，都像已经属于过去了。过去所做的事如果只看到它们死亡、涂了香料的一面，就都显得荒诞无稽。卡莫纳在两百年间是自由和伟大的，在今天这点打动不了您的心；但是，对于热爱卡莫纳的人们，卡莫纳意味着什么，您是知道的。您保卫它，反对热那亚，我相信您没做错。”

喷泉在歌唱；在黑色紫杉影里有一件白色紧身衣闪闪发光，安托纳说：“卡莫纳，我的祖国……”

“那么，照您这么说，加尼埃守卫圣梅里修道院有什么错？他愿意守卫它，也守卫了。”

“这是个得不到结果的行动，”阿尔芒说。

他思索一下：

“依我的看法，我们只应该关心我们起得到作用的未来，同时我们也应该努力扩大我们对未来的作用。”

“您责备我做的事，自己也在做，”我说，“您瞧着加尼埃行动而自己没有参加进去。”

“可能是这样，”阿尔芒说，“可能我没有权利评论他。”

一阵沉默。我说：

“您承认您只是为一个有限的未来在工作。”

“一个有限的未来；一个有限的人生；这是我们做人的份儿，这就够了，”他说，“假若我想到五十年后禁止工厂雇用童工，禁止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人民推选自己的代表，新闻不受控制，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的目光又落在我身上。

“工人条件非常恶劣，您总看到了；您想想您认识的那些人，仅仅想到他们，您不愿出力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小孩笑了，”我说，“这个小孩能笑上几次，那时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是的，有的时候，这是很动人的。”

我望着他：

“但是有的时候，一切都消逝了。”

他站起身，把手放在我肩上：

“如果一切都消逝了，您会变成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说。

花、钟、黄条纹护墙纸……我若离开这些东西，我到哪儿去呢？我若不再听从他们，我做什么呢？

“应该生活在现在，福斯卡，”他声音急促地说，“跟着我们，为着我们，这也是为您自己……您应该把现在看做是重要的。”

“但是话在我咽喉里咽住了，”我说，“想望在我心中枯萎了，动作也在我指头上凝住了。”

在他的眼睛里，我又看到我熟悉的这种明确、讲究实际的目光：

“至少，允许我们敬重您。您的名字、您的人品具有极高的声望。请您在宴会上列个席、会议中露个面；陪洛拉到外省去。”

我不出一声，他说：

“您愿意吗？”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我对他说。

“每个月两个法郎，”洛拉说，“纺织厂工人谁遇上生病、失业、年老贫困，就有个保障。你们认为罢工对你们有利，也可停止工作几天。”

他们听着，神情阴郁疲劳；只是寥寥几个人。所有城市情况都差不多；每天的工作把他们折磨得劳累不堪，再也没有力气祈求其他的未来，除了一顿晚餐和少量睡眠以外；他们的妻子心里害怕。

“谁掌管这笔钱？”其中一个说。

“你们任命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每月向你们提出报告。”

“这个委员会非常有权。”

“你们监督委员会的收支。”

“谁来监督？”

“所有出席会议的人。”

“这要花许多钱，”那个人又说了一句。

他们愿意每月献出两个法郎，但是他们担心，救济金库落入他们中的某人手中，成为模糊不清的权力：他们怕给自己找上几个新主人。洛拉鼓动他们，说得慷慨激昂，但是他们的脸孔没有表露一点感情。当我们走出会场，她叹了一口气说：

“他们不信任我们。”

“他们也不信任自己。”

“不错，”她说，“这也难怪，他们以前只是看到自身的弱点。”

她把围巾盘在肩上；天气温和，但是下着细雨；自从我们抵达鲁昂后，大雨小雨没有停过。

“我感冒了。”

“回家前先去喝杯热的格罗格酒。”

她的围巾太薄，鞋子浸了水。当她坐在软垫长凳上，我看到她眼窝很深，鼻子也红了。她完全可以安安静静坐在炉子旁、睡懒觉，做一个美丽优雅的妇女，无疑也会有人爱。如今她到处奔波，餐风宿露，不事修饰，鞋子磨破了，精力消耗了。为了谁的利益呢？

“您太累了。”

她耸耸肩膀。

“您应该照顾一点自己。”

“人没法照顾自己，”她说。

她声音中自有一种伤感。阿尔芒不十分照顾她，斯比内尔又照顾不当，使她恼火。我随着她在法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几乎没有跟她谈过话。

“我钦佩阿尔芒，”她说，“他内心自有一种力量，就是从不怀疑。”

“您怀疑吗？”

她放下玻璃杯，已经有点醉意，暗褐色脸上升起一点红晕。

“我们刚才跟他们谈的话，他们不爱听……有几次我想，还不如让他们太太平平活着，太太平平死去的好。”

“那您做什么呢？”

她嘿的笑了一声：

“我回到热带国家去过日子，我是生在那里的。我躺在棕榈树下的一张吊床里，或许会把一切忘记的。”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说。

“我不能够，”她说，“事实上，我没法忘记。人太穷了，太痛苦了，永远叫我没法忍受。”

“要是您自己幸福呢？”

“我不会幸福的。”

我们对面悬着一面发黄的镜子，我从中看到她的脸孔，黑色小帽下几绺湿的鬈发，疲乏的脸上一对丝绒般的眼睛。

“不管怎么样，我们做的工作是有用的，不是吗？”她说。

“那当然。”

她望了我一眼，耸耸肩膀：

“您为什么从来不谈谈心里的想法？”

“因为我没有想法，”我说。

“这不是真的。”

“我向您保证。我已没有想的能力。”

“为什么？”

“不要谈我，”我说。

“偏要谈您。”

“对您与对我来说，同样的话不表示同样的意义。”

“我知道。有一天您对阿尔芒说过，您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她的目光落在我的手上，又移到我的脸上。

“但是这不是真的，”她说，“您就坐在我旁边，我们说着话。您是一个人，一个命运奇异的人，但还是这个世界的人。”

她的声音很恳切，是一下抚摸，是一声呼吁；很远很远，在尽深处，在冰冷的尘土和凝固的熔岩底下，有样东西颤动了。粗糙的树皮贴着我的脸，一件淡紫色长裙消失在走道尽头。她说：

“您若愿意，我可以做您的一个朋友。”

“您不理解，”我说，“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是谁。”

“请您说说。”

我摇摇头：

“您该去睡了。”

“我不想睡。”

她的手安分地放在桌上，但是她的指甲尖在抓挠石板桌面。孤零零地在我身旁，孤零零地跟同志一起，孤零零地在世界上，肩负着这份痛苦的全部重量。

“您不幸福，”她说。

“不幸福。”

“嗨！”她突然兴奋起来，“您看，您也属于人的世界；大家可以怜惜您，可以爱您……”

她一边笑，一边闻着盛开的玫瑰花和椴树花的香味：“我早知道您不幸福。”我把树干合抱在怀里；我又会变成活人吗？在冰冷的熔岩下，一股热气在颤动。她早爱上我了，这点我知道。

“有一天您会死去，我也会把您忘了，”我说，“这就使任何友谊无法建立，不是吗？”

“还是可以建立的，”她说，“即使您把我忘了，我们的友谊曾经存在过，未来无法否认这一点。”

她抬起眼睛，目光弥漫四散。

“您会把我忘了的整个未来，我不曾存在过的整个过去，这些我都能接受，因为它们是您生命的一部分；是您才有这样的未来和这样的过去。我经常想到这件事，我对自己说时间不会把我们隔开，只要……”

她的声音哽咽了，又非常急促地接着说：

“……只要您对我有些情意的话。”

我伸出手。出于爱情的力量，几世纪来第一次，不管过去，不管未来，我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在这里：一个得到女人爱情的人，一个命运奇异、还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我碰了碰她的手指。只要一句话，这层死亡的外壳即将破裂，重新喷出铄石流金的生命岩浆；世界又会有一种面貌，又会有等待、欢乐、眼泪。

她声音低低地说：

“让我爱您吧。”

几天，几年。她又会带了这张布满皱纹的脸，躺在床上；所有的颜色混淆不清，天空熄灭了，香味凝结了：“你会把我忘了。”她的容貌又会固定在椭圆形镜框内。甚至找不到话说一声：她不在了。她不在哪儿？我看不到周围少了谁。

“不，”我说，“这没用。一切都没用。”

“我对您什么都不是吗？”

我望了她一眼。她知道我是不会死的，她斟酌过这句话的含义，而她还是爱我；她能够献出这样一份爱情。如果我还能使用人的语言，我要说：“我所认识的女人中间，她最慷慨，最热情，最高贵，最纯洁。”但是这些话对我已毫无意义。洛拉已经是一个失去生命的人。我的手从她手中缩了回来。

“什么都不是。您不会理解的。”

她在长凳上蜷缩一团，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容貌。她孤零零地劳累不堪；她不得不孤零零地、劳累不堪地让年华逝去，空怀着满腔谁都不需要的热忱，换不回半点同情；为着他们、离着他们、对着他们进行奋斗，既怀疑他们，又怀疑自己。在我心中，有样东西还在颤动，这是怜悯。我可以使她脱离这种生活；我从前的家财中还留下相当一部分，足够带她到热带国家去；她躺在棕榈树下的吊床里，我可以对她说我爱她。

“洛拉。”

她羞怯地笑了一下，眼中还保留一丝希望。贝娅特丽丝那张臃肿呆板的脸朝着烫金涂红的手稿。我以前说过：“我要使您幸福！”我毁了她比我毁了安托纳还更肯定。她在微笑，但是，为什么宁愿看到她的笑容，而不愿看到她的眼泪呢？没法给他们什么。没法为他们做什么，如果不愿和他们一起为自己做些什么的话。得爱她。我不爱她。我什么都不要。

“回去睡吧，”我说。“天晚了！”

松柏道上，金黄色斑点忽上忽下，像受到无形的线的牵引，忽上忽下，忽下忽上，水珠往上喷，又溅落地上，相同的水花，又各个不一样，蚂蚁爬来爬去，一千只蚂蚁，同一只蚂蚁一千次。他们在《改革报》编辑室里，走过来，走过去，他们走到窗前，又从窗前走开，拍拍肩膀，坐下，站起，不停地忙忙碌碌。一阵阵骤雨敲窗，七种颜色，四个季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革命吗？革命的成功要求……意大利的利益，卡莫纳的利益，帝国的安全，他们忙忙碌碌，手紧紧握着剑柄，握着枪托，随时准备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去死。

“我想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啦，”洛拉说，“您愿意陪我去吗，福斯卡？”

“可以。”

街上人山人海。斜雨打在路上，打在屋顶上；几个人头上撑了雨伞，但是大多数人走在雨夜里毫不在意。“光荣的日子来了，”他们一边唱，一边舞动旗子和火把；每幢房子灯光明亮，墙上张灯结彩，十字路口的熊熊烈火迎着风雨不灭；“拿起武器，公民们！”他们唱着。节日的欢叫，死亡的喧嚣，圣歌夹着吵架声从小酒馆里传出来。正义的日子来了，“武装起来！”他们涌上街头，围着篝火，挥动火把。总是相同的水花，又各个不一样。他们高叫：“打倒基佐<a id="jzyy_1_84" href="#jz_1_84">⁽⁹⁾</a>！”其中许多人挎着枪支。洛拉嘴角露出奇怪的微笑，望着远处我看不见的东西。他坐在平静水面中心的一条小船上，凝望着远处看不见的河口，河水投入弗米利恩海，谁不是往那里去的呢？

“不要往前去！”

躲在门洞里的一个妇女向我们做手势，要我们往回走。我们前面的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听到一声枪响。大家停步不前了。洛拉抓住我的胳膊，拖我钻进迟疑不决的人群。

“这太大意了吧？”我说。

“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脸孔贴地，两臂外张，在滑入死亡以前像要紧紧抱住路面似的；第二个人张大了两眼凝望天空；有的人还在呻吟；从邻近街道走来了几个人，扛了几副担架；他们的火把照亮了红色的街面，街上躺着几具尸体和受伤的人，还有满地的雨伞、手杖、帽子、破灯笼、凌乱的旗子。罗马的广场是红的，水沟中群犬争夺奇怪的红白色东西，一条狗对着死亡吠叫，妇女和孩子朝着月光露出他们被马蹄踩烂的脸，竹棚之间的夯土上尸体周围苍蝇嗡嗡叫，兵士扬起的尘土里响起了呻吟声。二十年或六十年中没有死的，最后还是死了。

“上巴士底去！”

现在广场上有了人群；他们截住了一辆运货车，把尸体往上堆；他们高叫：“上巴士底去！”他们还高叫：“要报仇！他们谋杀人民！”洛拉脸色苍白，手指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喃喃地说：“现在，革命来了！”警钟敲响了，运货车开动了。“上巴士底去！要报仇！”死者身上尚有余温，他们的血还在街上流；但是晚了，死的永远死了，活的继续活着，仿佛他们就是不该死似的；他们抱了听话的尸体度过一生。警钟敲响了，一道道人流穿街过巷地涌来，挥舞着旗子和火把；火把的红光照亮了湿腻腻的街面。队伍一分钟比一分钟壮大，大街淹没在黑色人潮下，人潮还是原来样子，挺立不屈，丝毫无损，那是深广浩渺的人潮，一滴水也不少；瘟疫过去了，还有霍乱、饥荒、火刑、屠杀、战争、革命，而人潮依然在这里，完整无缺的，死者在地下，生者在地上，相同的水花……他们前进，他们朝着巴士底前进，朝着革命、朝着未来前进；暴政将被打倒，不久就没有贫困，没有阶级，没有国界，没有战争，没有谋杀；代之而起的是正义、博爱、自由，不久，理智将统治世界，我的理智，一张白帆远飘天涯，人将获得闲暇、繁荣，他们将向大地索取财富，他们将建设巨大明亮的城市，我开拓森林，我披荆斩棘，在我手里抓的蓝一块、黄一块、绿一块的地球上，道路交错纵横，阳光普照着新耶路撒冷，在那里，穿白袍的人交换着和平的亲吻，他们围着篝火跳舞，他们在阴暗的店堂后间跺脚，他们坐在香气扑鼻的闺房议论，他们高高坐在靠椅上，慢条斯理地、低声地、大声地议论，他们高叫：“要报仇！”那边，黑黢黢的大街尽头是金红交辉的天堂，天堂里幸福像怒火一样光彩夺目；他们朝着这个天堂前进，他们走一步接近一步。我在平坦的原野上前进，一路上灯芯草分泌出滴滴水珠；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后退一步，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个太阳。

“《改革报》万岁！”

他们停在报馆窗下。阿尔芒出现在阳台上；他双手抓住铁栏杆，高声喊了几句，远处一座教堂在燃烧，火焰把广场上的石像染成血色。“安托纳·福斯卡万岁！”他们蹲在房顶上、树杈上叫：“路德万岁！”然后举杯庆贺。查理·马拉泰斯塔在笑，生命在燃烧；生命在卡莫纳、在沃尔姆斯、在根特、在明斯特、在巴黎，也就是在这里，在这一分钟，在活着的人、在会死的人心中燃烧。我在平坦的原野上踯躅，用脚探索冰冻的土地，四顾茫茫，举目无亲，像没有冬天、没有花朵的松柏一样死气沉沉。

他们又前进了，我心中在呼唤：“玛丽亚纳！”她会睁开眼睛来看，会伸出耳朵来听，她的心也会跳动；对她也是，黑黢黢的大街尽头，未来也会熊熊燃烧起来：自由、博爱。我闭上眼睛，她还是像我很久以前失去她时的那个模样，穿一件红黑条子长裙，修饰整齐的鬈发，恬静的笑容。“玛丽亚纳。”我看见了她；只见她紧紧挨在我身边，不胜害怕；她讨厌混乱、暴力、叫声，她会远离这些披头散发的女人，她会捂住耳朵不听这些野蛮的叫声；她梦想的是一场理性的革命。“玛丽亚纳。”我竭力在想：今天，她不同了，她会理解这样的人民，会爱他们，会习惯火药与死亡的气味。我望了洛拉一眼；她没戴帽子，头发湿的，围巾盘在肩上，两眼炯炯有光；这是洛拉，不是玛丽亚纳。若能留在这里，在我身边，玛丽亚纳就不成为她自己了。她凝固在过去的角落里，在她那个时代里。我没法把她——即使是她的形象——召回我的身边。

我抬起眼睛，看见没有月亮的夜空、灯火辉煌的房屋门面、树、还有周围的人群——她的同类。我知道联结世界与我的最后一根绳索刚才断了，这已不是玛丽亚纳的世界，我已不能用她的眼睛凝望这样的世界，她的目光已经完全隐熄了；即使在我的心中，她这颗心的跳动也停止了。“你会把我忘了。”这不是我把她忘了，是她飘离了这个世界，而我又走不出这个世界，是她飘离了我。在天空下、水面上、大地上留不下一点痕迹，在任何人心中留不下一点痕迹；哪儿都不空，也没有少了谁，到处是满满的。相同的水花，又各个不一样，一滴水也不缺。

他们在前进！他们在走近巴士底，队伍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他们从大街小巷来，从大道的尽头来，他们从各个时代的尽头来，穿过卡莫纳的街道，根特、巴利亚多利德、明斯特的街道，从德意志、佛兰德、意大利、法兰西的大路来，步行的，骑马的，穿了牧民宽袖大褂、工作服、呢长袍的，还有披坚戴甲的；他们在前进，农民、工人、市民、流浪汉，抱着希望，含着愤怒，带着仇恨，怀着喜悦，眼睛盯着未来这个天堂；他们在前进，身后留下一条血与汗的行迹，在道路的石块上踩破了双脚，他们一步步往前进，天涯一步步向后退，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个太阳；明天，一百年后，二十个世纪后，他们依然在前进，相同的水花，但各个不一样，天涯还是在他们面前后退，一天复一天，永远、永远，几世纪几世纪地踩踏着黑色原野，就像几世纪几世纪以来他们踩踏过的一样。

可是晚上，我把包裹撂在冰冻的土地上，点燃一堆火，躺了下来；我躺下是为了第二天重新出发。因而，有时候他们停止了。他们停在市政厅的广场上，高声大叫，朝天鸣枪，一个妇女站在炮架上高唱《马赛曲》：“共和国万岁！”国王刚才逊位，他们以为胜利在望，手里擎起满满的酒杯，他们在笑，卡特琳在笑，马拉泰斯塔在笑，佩尔戈拉的城墙在欢呼声中倒塌了，佛罗伦萨的教堂圆顶在太阳下光芒四射，大教堂钟楼敲起胜利的钟声。卡莫纳得救了，这就是和平。阿尔芒走近阳台；一长条横幅上，他们写了这几个粗体大字：共和国万岁！他们在窗前打开横幅，扔出一把传单，上面写了表示信仰与希望的句子；群众在欢呼：“共和国万岁！”“卡莫纳万岁！”卡莫纳失败了，这就是战争，我们无法攻入佛罗伦萨，只得转过身走了，我们心情沉重地离开空城佩尔戈拉，因戈尔施塔德的农民在自己点燃的大火中痛苦地扭动身子……我感到阿尔芒的手放在我肩上。

“我知道您在想些什么，”他说。

我们并肩站了好一会儿，一动不动，望着大喜若狂的群众。他们用战斧砍大红柱子，发出野蛮的叫声，他们跳舞，他们把婴儿的脑袋往墙上撞，篝火直冲夜空。他们拿火把扔进宫殿，街面染红了，旌旗在窗前飘扬，垂头耷脑的尸体挂在阳台上、挂在灯杆上晃动，害怕的尖叫，欢悦的呼声，死亡的乐曲，和平的颂歌，碰杯声，干戈声，呻吟声，笑声，一齐直冲云霄。然后陷入一片沉默。在打扫干净的广场上，家庭主妇来汲取每日的用水，她们摇着新生婴儿，纺织机又开始唧咔唧咔响了，梭子移过来移过去，死的死了，活的活着，卡莫纳屹立在山地上，像个大蘑菇一动不动，充斥于天地之间的是一股沉沉死气，直至爆发一场新的大火，一个新的声音，总是又一样又不一样的声音，在夜空中响起：“共和国万岁！”那个女人站在一座炮架上唱歌。

“明天还要进行战斗，”阿尔芒说，“但是今天，我们是征服者。不管发生什么，这是一场胜利。”

“是的。”

我望了他一眼。我望了斯比内尔和洛拉一眼。今天。这两个字对他们有一种意义。对他们，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未来，因而，也有一个现在。在流动的河流中间——自北向南——还是自东向西？——他在笑，我爱这个时刻！伊莎贝拉漫步走在花园里，阳光在华丽乌亮的家具上晃动，他含笑抚摸丝一般的胡子；在广场中间，竖起了火刑架，围着一群默祷的人，他们唱歌前进；他们把全部过去紧紧抱在胸前。老百姓以前喊叫：“打倒共和国！”他们也曾为此哭泣，就因为他们哭过，就因为他们此刻笑着，他们的胜利才是一场真正的胜利，未来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他们知道，明天他们又得重新开始坚持、拒绝、战斗；明天，他们又会重新开始的；今天，他们是征服者。他们彼此望着，共同笑着：“我们是征服者，”他们相互谈着；就因为他们彼此望着，相互谈着，他们知道自己既不是小飞虫，也不是蚂蚁，而是人，重要的是活着，是做征服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献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真理。

我朝门口走去；我没法冒生命的危险，没法向他们微笑，我眼里永远流不出眼泪，心中永远点不燃烈火。一个无处存身的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是。我一步步朝天涯走去，天涯一步步往后退；水珠往空中喷去，又溅落地上，时光摧残时光，我双手永远是空的。一个陌生人，一个死人。他们是人，他们活着。我不属于他们同一类。我没有一丝希望。我跨出了门口。

<a id="jz_1_76" href="#jzyy_1_76">(1)</a>marquis de La Fayette（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早年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作为贵族等级代表参加三级会议，起草《人权宣言》。革命初期任国民军司令，属君主立宪派，复辟时期转为资产阶级自由分子反对派，参加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支持建立七月王朝。

<a id="jz_1_77" href="#jzyy_1_77">(2)</a>即路易-菲力浦一世（Louis-Philippe d'Orléans，1773—1850），出身于波旁家族的一支旁系瓦卢瓦，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取得法国王位，建立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被推翻。

<a id="jz_1_78" href="#jzyy_1_78">(3)</a>Jean Maximilien Lamarque（1770—1832），法国议会中自由派主要发言人之一。他的病逝成为一八三二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导火线，后起义被镇压。

<a id="jz_1_79" href="#jzyy_1_79">(4)</a>即今日的巴黎协和广场。

<a id="jz_1_80" href="#jzyy_1_80">(5)</a>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相信古罗马的获释奴隶会佩戴弗里吉亚帽，因此这种帽子成为自由和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a id="jz_1_81" href="#jzyy_1_81">(6)</a>Armand Carrel（1800—1836），法国新闻记者，自由立宪派喉舌《国民报》创办人，七月王朝时投向反对派。

<a id="jz_1_82" href="#jzyy_1_82">(7)</a>一八三四年，里昂丝织工人罢工，发展成暴动。内务部长梯也尔下令镇压，工人死伤六百余人。接着又发生一次起义，骚乱蔓延至巴黎，一分队士兵经过特朗斯诺南大街遭到攻击，于是在这条街上进行了大屠杀。

<a id="jz_1_83" href="#jzyy_1_83">(8)</a>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之手，领他们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今意为乐土、富饶之地。

<a id="jz_1_84" href="#jzyy_1_84">(9)</a>François 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阁部长、总理，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发，被迫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