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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曹芳)常喜以弹弹人,以此恚景,弹景不避首目。--王沈《魏书》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左传宣公2年》

综上所述,在曹髦起兵前夜,他已知晓自己行将遭到废黜,且会被冠以“不仁”、“不孝”之罪,甚至可能会被丑化为淫乱昏君,沦为史书中的笑柄;因此隐忍多年的他终于退无可退,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怒吼,将兵而出,欲与司马氏决死。

(曹髦)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魏氏春秋》

曹髦身为人主,不愿“坐受废辱”,这1点不难理解;但“正使死,何所惧”的悲壮遗言,却又略显苍凉。其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曹髦1旦被废,绝对得不到善终,势必遭到司马氏的杀害。

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汉晋春秋》

原因很简单,曹髦兼资文武,壮志凌云,在朝野中颇富人望(详见后文),且具备1定的政治手腕。他和刘协、曹芳、曹奂等傀儡君主存在根本差别,因此必不为司马昭所容。

刘协早年尝试过反抗,失败之后遂自暴自弃,沦为曹氏父子的掌中玩物。曹芳在尚可1搏之际,因为“惧不敢发”而放弃刺杀司马兄弟的计划,导致“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谋废帝”,可知亦是庸才。至于曹奂,乃是司马昭精挑细选的庸懦宗室,其存在的唯1意义便是配合嬗代演出,固无足论。

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司马昭)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曹芳)惧不敢发。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司马师)因是谋废帝。--《魏晋世语》

而曹髦性情刚烈,完全不同于上述傀儡。同时代中,重臣钟会、石苞等人曾高度评价曹髦。钟会称其“才同陈思,武类太祖”(见前文注引),石苞则称其“非常人也”,甚至“以为魏武更生”。

甘露中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中尽日。文王遣人要令过。文王问(石)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魏晋世语》

石苞来朝,盛称高贵乡公,以为魏武更生。--《晋书华表传》

“陈思”即陈思王曹植,此言即赞美曹髦的文学素养。“才同陈思”已经颇令司马氏畏惧,“武类太祖”则更令司马氏坐卧不安。

1个作为“禅让工具”而被扶植的傀儡天子,竟然具备了奸雄曹操1般的文韬武略,甚至被认为是“魏武更生”,这对权臣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信号,尤其考虑到这个评价还是出自石苞之口。

石苞是司马家族在闾阎中延揽的风尘末吏,青龙年间(233-237)“鬻铁于长安”,为司马懿父子所知。正始年间(240-249),司马师“阴养死士3千,散在人间”,石苞亦在其中,后参与高平陵之变,由是发迹。

初,青龙中,石苞鬻铁于长安,得见司马宣王,宣王知焉。--《魏晋世语》

初,帝阴养死士3千,散在人间,至是1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晋书景帝纪》

司马懿认为石苞“好色薄行”,不甚喜爱,但司马师却认为“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因为“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可知此人并非“贞廉之士”,之所以被司马父子相中,正是因为此人毫无底线,可以做主君不方便做的事情。

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景帝。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晋书石苞传》

在此背景下,石苞对曹髦的夸赞,绝不能被视作善意之辞,反而是催促司马昭弑君的暗示之语。因此在石苞发出“(曹髦)非常人也”的感叹之后,随即发生了弑君之事。学者姚范认为“司马昭废立之计蓄之已久,而石苞更促之”,可谓1针见血。

(石)苞曰:“(曹髦)非常人也。”明日发至荥阳,数日而难作(指弑君事发)。--《魏晋世语》

更令司马昭畏惧者,乃是曹髦不仅少年夙成,英明奋发,还很有政治手腕。

昔日(254)曹芳被废,中领军许允亦被牵连诛杀,禁卫大权遂转入中护军之手(请废曹芳的奏疏中,有中护军而无中领军,可谓佐证),而充任中护军的人选是司马望。

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晋书职官志》

司马望本为司马孚之子,后出继给伯父司马朗,而司马朗、司马孚皆为司马懿之同胞兄弟,其政治立场可知。比如请废曹芳的奏疏中,司马望便位在其中(见《齐王纪》引王沈《魏书》)。

然而就是这个心如铁石的司马望,担任中护军期间,由于受到曹髦的“亲待”,竟被其人格魅力感化,最终因不愿承担弑君之罪,辞去护军职务,逃离了洛阳这个是非之地。司马望虽然未能彻底倒向帝室,但曹髦笼络人心之手段,由此足见1斑。

(司马望)迁护军将军……时魏高贵乡公好才爱士,(司马)望与裴秀、王沈、钟会并见亲待,数侍宴筵……时景、文相继辅政,未尝朝觐,权归晋室。(司马)望虽见(曹髦)宠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为征西将军。--《晋书义阳成王传》

在此背景下,少年老成,英明有为的曹髦,已成司马昭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他不仅会“坐受废辱”,甚至被废之后亦不能得善终,势必遭到隐诛。可知曹髦所处之形势,已如昔日之陈胜,即“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这不仅可以解释曹髦临行前为何要留下“正使死,何所惧”的壮烈遗言,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在“帝师溃散”之际,仍然“手剑奋击”,视死如归。因为曹髦自出征的1刻起,便没打算活着回来!

他宁肯死于乱军之手,彰司马氏大恶于天下;亦不肯在“坐受废辱”之后死于鸩毒,流于无闻。

曹髦临行前,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3人共谋大计。他们分别隶属侍中寺、尚书省、散骑省。

(帝)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汉晋春秋》

可怜曹髦所托非人,告密者,正是狗贼王沈和王业!

(王)沈、(王)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汉晋春秋》

戊子夜……会雨,有司奏却日,(帝)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剑升辇。--《魏氏春秋》

曹髦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未慌乱,而是即刻“下陵云台”,召集人马,趁夜冒雨出兵,欲与司马氏决死。

跟随曹髦出兵的两位武官,1位是“冗从仆射李昭”,另1位是“黄门从官焦伯”,此2人职官身份比较特殊,皆是禁中的内侍。

戊子夜,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魏氏春秋》

“禁中”,是宫中防卫等级最高的地方。这里是皇帝的起居之所,有时亦代指后宫所在。禁中不同于“殿中”与“宫中”,殿中宿卫有虎贲、羽林郎;殿门宿卫有3署郎;宫门宿卫有卫尉下辖的卫士,皆由士人充任;而禁中的宿卫,按制度皆用宦官。

按《续汉书百官志》,冗从仆射,全名“中黄门冗从仆射”,用宦者。黄门即禁门,亦写作“黄闼”,可知李昭、焦伯按理应是宦官。

中黄门冗从仆射1人,6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出则骑从,夹乘舆车。--《续汉书百官志》

禁门曰黄闼,以中人主之,故曰黄门令。--《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董巴《汉书》

不过由于曹丕改易宫禁制度,限制宦官、重用士人(见《魏书文帝纪》),以至毕轨(典农校尉毕子礼之子)、华廙(司徒华歆之孙)等人均有担任冗从仆射的记载,因此也不能排除李昭、焦伯可能具备士人身份。

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魏书辛毗传》

泰始初,迁冗从仆射。--《晋书华表传-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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