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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是对前阶段袁项城所作所为的一种修补，我段祺瑞虽然是个武人，但当时对西方代议制的迷信，却是和你杨瀚之一样，毫无二致，我当时也幻想着可以通过这种制度的正经运作，获得成效，改变中国的面貌。”
“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当真的操作起来，我却发现事情完全变了味。按道理，好多的问题，本可以通过国会加以解决。但是当时的国会，并没有这种制度上的自觉，刚从帝制结构中走出的议员们，做了民意代表，却只当是在做官。当时之世，不唯握有实权的武人不明白在代议制下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民意代表，也是如此。大家对权力纷争有兴致，但于制度建设却无心情。”
说完这些，段祺瑞意味深长地看了徐树铮一眼。
“是啊！当时咱们中国的政局便是如此奇怪，那时我便发现，每当我乐意遵守代议制的规矩时，办事无不障碍重重，什么也办不成，当我玩弄权术，操纵军人干政的时候，反倒要顺利得多。”徐树铮想起了自己一手弄起来的那个“安福国会”，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我明白段公和又铮的意思，当时，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的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这个迷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咱们中国自晚清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操纵政局的实力。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大，但它还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层面的工具价值，还是咱们中国传统的阴谋权术。”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这便是段公想要告诉我的。”
“我自从下野后，潜心研究各国政治史，经常拜读胡适之的文字，受益良多。”段祺瑞说道，“胡适之说，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好，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社会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都铎**，法国未经波旁**，俄国未经罗曼诺夫**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不幸我们的**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
“象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都铎王朝百年的**。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法国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波旁**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年的**，然后列宁及托洛茨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曼诺夫皇朝，却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即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帝制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因而俄国革命就没能有割据的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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