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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并非是建国的必要阶段吧?”杨朔铭想了想,说道,“要说**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阶段,咱们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旧式**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
“不错,胡适之的意见是,**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他以英国为例,说‘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都铎**王朝成型的。”段祺瑞说道,“当前有很多人还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但胡适之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象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至哉斯言。”杨朔铭点头赞许道。
“他还撰文称: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而不知道**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俄国布党的成功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
“再说,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的局面呢?”徐树铮想起了冯基善的通电,说道,“咱们中国,毕竟不是俄国。”
“对。”杨朔铭说道,“苏俄的**,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想搞**,在具备高水准的**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政权。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苏俄式的**。”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们中国,得在独裁和**之间,走一条‘中庸’的路线了?”徐树铮终于明白了段祺瑞苦口婆心引经据典的说了这一大堆,是什么意思。
“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的机会。”段祺瑞看着杨朔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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