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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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然仇恨我们。邦尼也这样认为。你们现在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英语社会，它们是一七八五年自共同根基分离开来的。我们的社会是革命的、共和的；你们的社会是要维持原状、支持王室的。这就是我们永远无法和平共处的原因。”

“对不起，可是——无意冒犯——我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我料到你这种阶层和教育水平的英国人就会说这种话。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对我哈哈大笑，“你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

我任由他信口开河。真是个讨人厌的混蛋老头。

8月17日，星期日

我喜欢说这样的话——“无意冒犯”“恕我直言”“依我浅见”——实际上，它们总是暗示着完全相反的意思。在和费奇争执（这开始让阿兰娜有点抓狂了）时，我时不时拿它们来攻击他，因为它们能让我在自命不凡、彬彬有礼的外表下，表达截然反对的意见。午餐时，我们就礼节问题又争论起来。我说，在美国，好的礼仪是加深和促进社交的一种方法，而在英国，它是保护隐私的一种手段。他拒绝接受我的推论。

去新伦敦市签了租用米斯蒂克房子的文件，付了定金。阿兰娜负担了购买家具、装修和翻新的费用。我的独立自主到此为止。嘉儿和艾琳娜给我写了封感谢信，塞到门缝底下。她们都是好孩子。我非常喜欢她们。

11月5日，星期三

去詹妮特的画廊参加盛大的画展。休伯有三幅画展出，我们应该全买下来，但我不愿付那个价格。过去这六个月，画价的涨幅令人担忧——我感觉大家都突然开始争抢起了这些未经时间检验的年轻艺术家。总之，詹妮特还展出了巴尼特·纽曼和李·克拉斯纳的画。她是个聪明姑娘。这是场真正的盛会：像一场充满火药、背叛和阴谋的好戏。令我烦恼的是，画展似乎大获成功。弗兰克为自己的新发现欣喜若狂——不是佩特，是纳特·泰特<a id="commentRef_23051" href="#comment_23084">^[13]</a>——他所有的作品转眼间就卖掉了。后来，我见到了这位天才泰特：他是个安静又英俊的高个男孩，让我想起我在瑞士监狱的狱卒保鲁斯。他安静地站在角落喝威士忌，我很高兴地看到，他穿着灰色套装。整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俩穿着套装。他满头浓密的深金色头发。詹妮特异常兴奋，她说她吸了海洛因（可以做这个？），鼓动我也试一点。我说我年纪太大了，玩不了这些把戏。我买了一幅休伯的画和一幅马瑟韦尔的画。买不到纳特·泰特的画了，我非常喜欢他的画——以非写实的大胆风格画了各种桥，灵感则来自克莱恩<a id="commentRef_23071" href="#comment_23124">^[14]</a>的诗歌。我明白弗兰克说他有脑子是什么意思了。

正要离开时，我碰到了泰特，我问他有没有什么画愿意私下出售，他非常奇怪地回答，我得去问他的父亲。后来，帕布罗（詹妮特·费尔泽的狗）在房间中央拉了一大堆狗屎，拉里·里弗斯跟我讲的。

看起来，艾森豪威尔<a id="commentRef_23150" href="#comment_23181">^[15]</a>要轻松取胜了。

12月25日，星期四

伦敦。特彭泰大道。在萨姆纳与母亲和恩卡纳茜欧吃了一顿令人压抑又沮丧的午餐。母亲似乎日渐衰老——还是够机警，但明显瘦了很多，干瘪了很多。我们吃了火鸡和煮成灰色的球芽甘蓝。恩卡纳茜欧忘了煮土豆，母亲冲着她大吼，恩卡纳茜欧说反正这些英国食物都挺恶心的，说完开始大哭——我让她们相互道了歉。两瓶红酒我喝了大部分（我很明智地带了这两瓶酒——家里只有白朗姆酒）。我没有告诉她们阿兰娜的事。

在我坐飞机来这儿之前，我向阿兰娜求婚。她答应了，立马就答应了。她又是流泪，又是大笑，基本上是不知所措。我感觉她等我求婚已经等了好几个月。那天是星期六，我带艾琳娜和嘉儿去中央公园散步。艾琳娜想滑冰。嘉儿和我坐在露台看台上一边看着她（她滑得相当好），一边吃着椒盐卷饼。嘉儿突然毫无来由地用严肃且深思熟虑的语气说：“洛根，你为什么不和妈咪结婚？你们结婚了，我会好开心的。”我吞吞吐吐地转移了话题，当天晚餐（只有我们）时，我便求婚了。是的，阿兰娜确实对我有着肉体上的巨大吸引力，我也喜欢她，可如果摸着良心，我不能说我爱她。要是你爱她，那你怎么还会和詹妮特·费尔泽发生关系呢？阿兰娜说她爱我。问题是，芙蕾雅之后，我想我不可能再真正爱上别人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开心的，我认为。还不仅是开心：我们要结婚了，我是满足的、幸福的。我习惯结婚的状态；我不习惯一个人——我既不期待也不享受一个人。然而，总有个念头挥之不去：我之所以和阿兰娜结婚，是因为这样一来，嘉儿就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也许，我爱的人是嘉儿……我这样想大概非常愚蠢：她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个迷人又滑稽的五岁小孩呀。管他呢，人生得意须尽欢。比起其他人，我更应该遵循这条人生法则。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四日，洛根与阿兰娜·鲁尔结婚，一场安静的平民婚典，一些朋友和他们的孩子出席了婚礼。泰特斯·费奇患了流感，无法出行，他是这样说的。

纽约日记至此沉默了两年有余，直到一九五五年初才重新开始。洛根离开了他在柯尼利亚大街的公寓，住到了阿兰娜位于河畔大道的家。他们还是很喜欢米斯蒂克的房子（洛根叫它米斯蒂克之家），它与纽约的家形成了可爱的对比。他继续管理利平之子画廊，但他和马吕斯·利平之间的休战状态又开始显现出紧张的迹象。］

1955年

4月10日，星期日

米斯蒂克之家。温暖的艳阳天。像是到了夏天。茱萸花尽数盛开。我假装在花园里看书，实际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天的第一杯酒。上午十一点还没到，我走进厨房，开了一罐啤酒。旁边没人，我喝了几大口，再往啤酒罐里倒满波旁威士忌。重新回到花园后，报纸忽然间看起来都更有趣了。“这就开始喝酒了？”阿兰娜用她最挖苦、最不认同的语气说。“啤酒而已，天哪。”我表示抗议。这罐酒能让我撑到中午，到了中午，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调一壶马丁尼了。阿兰娜喝一杯，我喝三杯。午饭时，我会开一瓶红酒。下午，我会睡个午觉，然后去海边，带孩子们在岩石周围闲晃。等回了家，就来一两杯餐前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晚餐，我会喝更多的红酒，餐后喝白兰地，很快就到睡觉时间了。这是我在乡下挨过周日的方式。

我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嗯，一个原因是，到了周日，我知道我周一早上就必须回纽约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灵魂，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也是我喜欢米斯蒂克之家的原因——纽约上西区的灵魂不适合我。我痛恨我们的公寓；我痛恨它所在的位置，它已经开始让我讨厌整个曼哈顿岛了。是哪些因素合在一起导致了这一点呢？是西区南北向狭窄的道路。是道路两旁毫无特色的建筑。是上述建筑的高度，以及上西区总是挤挤挨挨的人群。太挤了，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了行人。另外，还有宽阔但冷冰冰的哈德逊河。那里就是不适合我——我的灵魂在枯萎。我多次向阿兰娜建议搬家，可她很爱那套公寓。也许，我是不习惯跟两个小女孩同住；也许，我并不幸福。

（6月）

开车去了长岛的温多斯——纳特·泰特的继父家，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宅。彼得·巴卡塞安（即继父）买下了继子百分之七十五的作品，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非正式经纪人的角色。对纳特来说这有利也有弊——纳特是个充满魅力（一定还有更好的形容词——但我想不起来了）但本质老实的年轻人。有利的是，他的收入有了保证；有弊的是，没有哪个有才华的艺术家想让继父控制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买了“白色建筑”组画中的两幅——都是大幅的灰白油画，透过石膏粉绘制的底色（像透过寒冷的迷雾），显出模糊的炭笔印，稍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是房屋。巴卡塞安特别为纳特感到骄傲，纳特却羞怯地不愿接受任何溢美之词，仿佛那是嗡嗡乱飞的苍蝇。我喜欢他——巴卡塞安——他有富人不假思索的自信，但又没有与之对应的极端利己主义。你能感觉到，他看待艺术世界如同学童看待存货充足的糖果店——是个可以纵情陶醉的世界，充满潜在的乐趣和自我放纵。他和纳特去雪松酒馆喝酒，热烈地讨论女人：“我是说，那男孩真的是不得不动手才把她们赶走！”但我怀疑纳特的喜好不在这方面。

（7月）

米斯蒂克。天哪，这真是个好地方。我努力控制饮酒量，在这里，我和阿兰娜之间的紧张气氛也得到缓解。我看着沙滩上的她：皮肤晒得黝黑，身躯宽大优美。姑娘们对着海岸大笑尖叫，我对自己说：蒙斯图尔特，享受生活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和阿兰娜做爱时，我尝到她胸脯上咸咸的味道。躺在她身边的床上，在涨潮时，我侧耳聆听阵阵涛声，以及九十五号公路上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声，我想我感受到了宁静。

就在几千米之外，泰晤士河从诺维奇流向新伦敦。埃塞克斯镇和老莱姆镇近在咫尺。费奇为自己的仇英情节选了个最不合适的地方。

（8月）

两个姑娘去跟她们的父亲住了。阿兰娜和我在长岛与安·金斯伯格共度了一周时间。赫曼·凯勒也在这儿，还有无处不在的奥哈拉。整个纽约艺术圈的人似乎都来这儿了——感谢上帝，我们的避暑小屋在康涅狄格州。凯勒带我们去波洛克家晚餐，李（克拉斯纳，他的妻子）不让我们进门。她说波洛克“身体抱恙”。可我们听到从屋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爵士乐。我们开车去了奎戈，吃了汉堡。凯勒和奥哈拉不停地说波洛克是个“天才”，我不得不打断他们。不好意思，这个词你们不能随口乱说，我说，它只适合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艺术家：莎士比亚、但丁、达·芬奇、莫扎特、贝多芬、委拉斯凯兹、契诃夫，还有其他一些人。你们不能把杰克逊·波洛克归于这类人，称呼他为天才——这是夸大其词，更别提它有多荒谬了。他俩强烈表示反对，我们饶有兴致地争论了一番。

（9月）

今天，我发现马吕斯从利平之子画廊贪污了将近三万美元。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他一直在设法侵吞小额公款，总是用不超过他可以自由花销的五百美元限额去买画，并不向我汇报。我去楼下画仓清点库存，发现有将近三十幅油画上都有他的名字：他买它们的时候用的钱要是超过十块、二十块，那就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可发票上的价格全是二百五十块、三百二十五块之类。这从本质上来说是诈骗，只是很难证明。这样的情况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

下班后，我和阿兰娜见了面，早早吃了晚餐，然后去看电影——《时光匆匆》。我几乎没看屏幕上演了什么。但后来，到了床上，我们做爱就好像是第一次约会。是因为我的心思有一半在别处吗？她的大腿似乎张得更开了，所以插入她的身体时，我感觉比以往都更深入。我觉得自己无比膨胀、强壮有力，仿佛可以不射精，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时，她高潮了，她紧紧抓着我，我立刻射了，怀着一种释放感和净化感，还立马想到巴尔扎克说的——“又一部小说泡汤了。”这个想法惹得我笑了起来，听到我的笑声，阿兰娜也笑了，我们共同经历了一种让人快乐的互动式的性愉悦。我抽出时，仍处于半勃起状态；我感觉我依然处于一种动物发情般的狂热中，准备再来一次。“天哪，”阿兰娜说，“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我们一起冲澡，抚摸彼此，温柔地接吻。我们擦干身上的水，回到床上。打开红酒，我们又相互爱抚，只是都有些懒洋洋的，心照不宣似的，决定不做第二次了。刚刚这次做爱发生了新情况，我们都想好好把握这段记忆。

凌晨四点，我醒来，写下这篇日记，睾丸隐隐作痛。但我的脑子里塞满了马吕斯和他的骗局。

9月29日，星期四

巴黎。伦勃朗酒店。我决定来到巴黎，一是想和本聊聊马吕斯的问题，面对面地说。二是因为母亲说她身体不好，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一只脚已踏进了坟墓”。另外，还因为我需要换新护照了。

离开之前，我追查到了马吕斯向其买过画的一位画家。根据发票金额，他花了两百美元，买下一幅画了海上游艇的画，画技拙劣（马吕斯还形容它有一种“故作天真的风格”）。画家名叫保罗·克朗彼得，我在纽瓦克一家可疑的私立大学——美国艺术家学校找到他，他在那儿教什么图形设计课程。我问他有没有能卖的画，我一个朋友买过他一幅画，我很喜欢。当然有，他说，他把十来幅画在桌上摆开——二十五美元一幅。我买了一幅，并找他要了收据。

我把这个证据拿给本，他既痛苦又愤怒。“他必须走了。”他带着真正的苦涩说。他问我能不能独自经营画廊，我说，当然能。本说，他会处理好一切：等我回去时，马吕斯就将离开了。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他由衷感谢我。“在这一行的大染缸中，找个可以信赖的人太不容易了。”他热切地补充道。我自己却有些担心，不知道这一切最终将如何收场。

与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共进晚餐，他是个英俊潇洒、卓尔不凡的作家。稍稍显长的花白卷发搭在衣领上。拄着根银质把手的拐杖——流露出些许纨绔子弟式的派头。他刚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相当自豪，还说我跟这个荣誉也有关系（神奇的是，《世界主义者》还在销售，每年都能卖出几十本）。我说，这让我更加了解法国，以及它对作家与生俱来的尊重了。这位七十多岁的不知名诗人，几十年来再也没有出版过一行诗，他的鼎盛时期甚至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可他仍被国家视作文化财富。我们共同举杯，我们是同一片葡萄园里的辛勤劳工。但我怀疑，在英格兰——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我是谁、我写过什么东西的人，可能只有十来个。

10月3日，星期一

母亲卧床不起，她不停咳嗽，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恩卡纳茜欧尽可能细心地照料她，可她自己也是个老太太了。家里阴冷而破败。地下室里住着的两个十来岁的年轻人和他们尚在襁褓的儿子，是家里最后的租客。我找来医生，他开了些抗生素。是支气管炎，他说，很多这样的病人。依我看，与其说母亲是病了，倒不如说她是累得不想再努力挣扎下去了。我去了她的银行，发现这房子已被抵押贷款，这意味着它是银行的了。我偿还了她透支的二十三英镑，又往里面存了一百英镑。不算阿兰娜的收入，我自己现在也不富裕了，我真的负担不起这种慷慨了。

看了伊恩（弗莱明）的小说《生死关头》。根据我对伊恩的了解，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我在这本书里，只看到了他的影子：各种不可思议的悬念和怀疑。他知道这本书暴露了自己多少本性吗？总之，它帮我打发了一个或三个钟头的时光。

去办理护照的办公室拿我的新护照，有效期十年。等到了一九六五年，我就五十九岁了，这个念头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人生怎么了？护照给你定期分配的这十年，是一种残忍的死亡警告。我还会有多少本新护照呢？一本（到一九六五年）？两本（到一九七五年）？感觉还有好久，一九七五年，可你的护照期限却好像都十分短暂。他活了多久？他成功换了六本护照。

10月6日，星期四

特彭泰大道。我给彼得打电话。格洛丽亚接的。彼得去了阿尔及利亚，为下一部小说做研究。阿尔及利亚？你知道的，那儿有叛乱：他觉得用来做他小说的背景挺不错的。要不你来家里喝一杯吧？格洛丽亚说。于是我去了。彼得现在住在贝尔格莱维亚区伊顿阳台的一套大公寓里。格洛丽亚格外性感美丽——才晚上六点半，就露出了深深的乳沟。我们控制不住地打情骂俏起来。我离开时，我们相互亲吻，她允许我捏她的乳房。“我们是在这儿搞，”她说，“还是去你家？”我建议在特彭泰大道——那里更隐秘。“明天晚上，”她说，“八点。”

10月7日，星期五

格洛丽亚刚刚离开。现在是十一点十五分。“你有个很奇妙的小窝，洛根·蒙斯图尔特。像和尚的斋房。我希望，你是个好色的和尚。”她带来一瓶杜松子酒：她不知道这样会让我想起苔丝。她娇小玲珑的身躯出人意料地相当结实——我原本还以为她的身体会是柔软又丰腴的，可实际上，她就像个体操运动员，肌肉非常结实且有弹性。我注意到，我们俩基本喝完了那瓶酒。做爱的过程很不错，充满活力，直截了当，双方都很满足。然而，我还是很高兴明天就能回纽约了。

（洛根回到纽约后，发现马吕斯离开了画廊。本给出严厉的最后通牒，但两人的关系最终还是有所缓和，他给了马吕斯自己开画廊的机会和资金，看他能不能在继父眼中将功赎过。马吕斯毫不耽搁，在东五十七街上开了马吕斯·利平画廊。洛根接管利平之子的运营。他和马吕斯再无联系，两人都小心地躲着对方。

一九五六年八月，梅塞迪斯·蒙斯图尔特死于肺炎后的并发症，享年七十六岁。洛根飞回伦敦参加葬礼。他利用人在欧洲的机会，和格洛丽亚·斯卡比尔斯秘密共度了短暂的假期。他们在巴黎碰面，不慌不忙地开车向南，去了普罗旺斯和地中海。）

1956年

8月5日，星期日

行程。巴黎—普瓦捷。极其差劲的酒店。普瓦捷—波尔多。布里斯托酒店——还不错。接着和西普里安在凯尔西他的庄园住了两天。西普里安一反常态，在格洛丽亚面前似乎有些畏缩（“她是不是有点凶啊？”）。回波尔多住了一夜。在查彭芬恩餐厅吵了一架。回到酒店，格洛丽亚朝我扔来一只鞋，砸碎了镜子。她一整天都不肯跟我说话，直到我们去了图卢兹。“你想去哪儿吃饭？”我问。“反正不跟你一起，你这畜生。”她回答。我们在和平餐厅吃了饭——味道好极了。我们俩各喝了一瓶红酒，接着又喝了几杯雅马邑酒<a id="commentRef_23731" href="#comment_23747">^[16]</a>。又成了朋友。早上，格洛丽亚给彼得打电话——他以为她在和她一个叫莎莉的美国女性朋友旅行。这样似乎很冒险，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并不在乎。我觉得——这是格洛丽亚在出轨，不是我——这种感觉大概是自欺欺人。我搞不好就相当于男妓。图卢兹—阿维尼翁。格洛丽亚午餐时酩酊大醉，把尖尖的叉子戳进我的大腿，戳出了血。我说她再有一次暴力行为，我立马坐下一班飞机回伦敦。从那以后，她就表现得很好了。

8月6日，星期一

戛纳。和毕加索在他的新家“加利福尼亚”共进午餐。房子很俗气，房间都很大，还看得到海湾的绝妙风景。一个叫杰奎琳·洛克<a id="commentRef_23773" href="#comment_23805">^[17]</a>的年轻女子是他现在的缪斯。毕加索很喜欢格洛丽亚。她坐在他和伊夫·蒙当<a id="commentRef_23779" href="#comment_23823">^[18]</a>之间，我则在桌子的另一头对着西蒙妮·仙诺<a id="commentRef_23785" href="#comment_23839">^[19]</a>垂涎。（“她就像个酒吧女招待。”格洛丽亚出言不逊。我表示赞同：“是啊，美得不可方物的法国女招待。”）格洛丽亚今晚格外含情脉脉，说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过如此惬意的假期。毕加索对我说，他认为她是个非常典型的英国女子——实际恰恰相反，我说。午餐后，我们站在露台上时，毕加索给我们俩画了幅速写——也就用了大概三十秒吧——他在画上签了名，写了日期，遗憾的是，他把它送给了格洛丽亚。别想把它要回来了。

8月15日，星期三

明天就要飞回去了，于是，我去布朗普顿公墓给母亲扫墓。恩卡纳茜欧去布尔格斯和她的一个侄子一起住了，萨姆纳的房子被银行没收。母亲去世时，还有几笔小额欠款尚未还清，我会偿还一部分。她在遗嘱中把一切财产都留给了我，实际上，她一分钱也没有。父亲留给我们的所有财产分文不剩——我发现这件事仍然让我很生气。倒不是因为其中一些钱本该是属于我的，而是因为我很清楚，如果父亲知道了她对金钱是如此不负责任，他该会有多震怒。

格洛丽亚把毕加索的画“借给”了我（“我总不能把它挂在伊顿的公寓里吧，亲爱的，真的。否则就连彼得也该起疑心了。”）。我把它装进画框，挂在客厅的煤气壁炉上方，它是墙上唯一的画。彼得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小说《红与蓝与红》相当畅销，格洛丽亚开心地帮他花着版税。她在布歇尔机场跟我吻别时说：“谢谢你，洛根，亲爱的，带我过了个超棒的假期。不过我认为，我们在一九五八年之前都不应该再见面了。”她告诉我彼得一个接一个地交女朋友，都说是他的研究助理：她这话让我不再受良心折磨了。面对彼得时我也不会有负罪感——可阿兰娜呢？

去我的裁缝店进行最后一次试穿：一套炭灰色的细条纹套装；一套夏天穿的灰色轻薄款法兰绒套装；还有我标准的午夜蓝双排扣套装。显然，从一九四四年到现在，我的腰围长了十三厘米。“都是吃那些汉堡、三明治吃的，先生。”伯恩说。

8月23日，星期四

杰克逊·波洛克在长岛出了车祸，害死了自己和另一个女孩。很悲伤，但并未引起艺术界的震惊：大家一致认为，他总会以某种方式害死自己的。本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买下所有能买到的波洛克的画。可它们都是垃圾啊，我说。那人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画家，他自己也清楚，所以他才会一心求死。谁管这些？本说，你就买吧。他没看错：波洛克的画已经在涨价了。我分别花了三千和两千五百美元，才买下他后期画的两幅很糟糕的作品。赫曼·凯勒说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有一幅波洛克在一九五〇年画的滴墨画，但开价五千美元。好吧，我极不情愿地说。本非常满意。

10月19日，星期五

今天我在麦迪逊大道上碰到了马吕斯·利平。他正从一家酒店出来，满脸通红，站也站不稳——应该是喝了太多鸡尾酒。这时还只有下午四点。我礼貌地微笑着，点头打招呼，想从他身边走过，可他抓住我的胳膊。他管我叫“小混蛋”，说我是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该死的马屁精”。我说就算有什么挑拨了他们的父子关系，那也应该是儿子从父亲那儿偷走的三万美元。他朝我挥拳，没有打中。我把他推开了。我五十岁了，不能再在纽约街头跟年轻人大打出手了。“我会收拾你的，你这该死的狗东西！”他对我大吼。“好的，好的，好的。”说完我便漫步走开。几个纽约人停了一秒钟，露出微笑：没什么大事，不过是两个外国疯子在吵架。

1957年

4月13日，星期六

米斯蒂克之家。今天，我走进两个姑娘的卧室，艾琳娜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她胸脯小小，乳头尖尖，私密部位长着浅浅的绒毛。对不起！我故作轻松地边说边向后转。当然了，她都十四岁了，可我还是把她们当作我第一次见到时的小孩子。我采取预防措施，将这次意外告诉阿兰娜，免得艾琳娜先跟她说了。“哎呀，她真是长大了。”我说着类似无伤大雅的话。“你可别搞成习惯了。”她说。我说我既不喜欢她这话的语气，也不喜欢其中的暗示。她让我自己操自己去。我说，我宁愿操自己，也不愿意操你——不过要是有这样的机会也不错。我们恶狠狠地吵了一架，说着我们能想到的最伤人的话。这是怎么了？有那么可怕的一刻，我以为她发现了格洛丽亚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呀。嘉儿察觉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你和妈咪为什么总是吵架？”“唉，我们只是变老了，脾气变差了。”我说。自从我贸然闯入后，艾琳娜再也不能直视我的眼睛。

6月3日，星期一

昨天跟詹妮特（费尔泽）有一场奇怪的会面。是关于生意的，她说，不是玩儿，但她不想在我们俩的办公室见面。好吧，我说，大都会博物馆门前的台阶怎么样？不，不，她说，太显眼了。我们最终选定莱克星顿大道的一家书店。

詹妮特问，你认识卡斯帕·阿尔伯蒂吗？认识，我说，他是个客户——从我这里买过一幅维亚尔<a id="commentRef_24039" href="#comment_24068">^[20]</a>的小画。他破产了，珍妮特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他打算把所有的收藏都拍卖掉。你怎么知道的？我又问了一遍。自然是有人告诉我的，她说——他请了个估价师。他急需钱，她会意地说。接着，又腼腆地补充道，你能凑到十万美元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能凑到，我能凑到，我还有个认识的人也能凑到，那我们就可以用三十万美元买下阿尔伯蒂所有的画。接着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等一年，再把它们全部卖掉，卖的钱三人均分。你的钱可以翻一番——我保证。

我给身在巴黎的本打电话，他立马给我汇来了钱。我大感意外，又隐隐有些羞愧：不知为何，我感觉自己被拉低到马吕斯·利平的水平——我仿佛进入了那个私相授受、骗子横行的世界。

（6月）

我通常七点起床——这些日子我睡得不太好——冲澡、穿衣，再去吃早餐。雪莉（女佣）会为我和两个姑娘把一切准备妥当。我早餐吃吐司夹炒鸡蛋。两个女孩来了以后，会吃麦片，喝奶昔，大声嚼着曲奇饼干。我倒了点咖啡，开始抽今天的第一支香烟。嘉儿不知疲倦地说个不停；艾琳娜则好像总在为衣服或家庭作业的事烦恼。阿兰娜在八点半准时出现，看起来完美无瑕，她会喝一杯咖啡，抽一支香烟，然后雪莉会送两个姑娘去上学。有时候我和阿兰娜坐同一辆出租车，但我很喜欢清晨此刻的城市，所以通常会走过几个街区，买上一份报纸后，再坐出租车去画廊。

我总是第一个到画廊的。我打开门，点亮灯，拿起邮件，在办公室安坐下来，拿着望远镜等那个女孩出现。从我们的办公楼，我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第五大道公寓区的后面。有个女孩住在四楼，大部分时候都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起床，拉开窗帘。她一定以为正对面不会有人看到她，可她忘了我们这些能从斜向看到她房间的人。

作为业余偷窥者，我创造了一个我称之为“偷窥者运气”的概念。我坐在桌前，举着望远镜，锁定她的两扇窗户，突然电话铃响了，她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脱掉了睡裙。等我处理完电话，再次抓起望远镜时，她已经穿好了胸罩。以前，错失这样的机会总让我怒不可遏；但现在，我会用自己创造的概念安慰自己。“偷窥者运气”总会以某种方式降临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