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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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上周五，我接待了一位来得很早的客户，以为我会完整错过一场好戏。可就在我回办公室一小会儿的时候，她正好赤身裸体地出现在窗口，站在衣柜前思考该穿什么。现在，在这件事上，我完全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我每天早上一进办公室，就会查看她的窗帘，我用望远镜观察，等一两分钟，要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就继续一天的工作。我估摸着，在接下来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至少能有一两次机会好好看看她的身体。

这个女孩并不漂亮：她有点偏胖，卷发细长，下巴突出，嘴唇很薄。有一次，我在麦迪逊大道的熟食店碰到她，差点喊了声“你好”。站在她旁边排队付款的队伍中，一想到我观察她每天早上从衣柜里选衣服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很想说：“我最喜欢你那件红色胸罩。”我注意到，她买了薄荷味的香烟。我知道她什么时候出去度假，也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从某个怪异的角度来说，她是“我的女孩”。这种关系纯粹是单方的，每当拿起望远镜时，我总会这样说到她：“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女孩呀？”我不想知道她的名字或其他任何情况。

（6月）

我跟我的心理医生约翰·弗朗西斯·伯恩说起这个女孩。“她会让你兴奋吗？”他用平静的语气问，“之后你会手淫吗？”我说不会，这是实话，我试着解释这种随意而偶然的窥探给我带来的兴奋程度。我对伯恩说，毕竟，我不是到处去偷窥女人。我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街对面的这个女孩自己拉开窗帘，不穿衣服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可你买了望远镜，伯恩说。那是因为好奇，我说，我对细节感兴趣。我喜欢这套程序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直接和亲密感，它能让我兴奋，但又不会引起过分的性刺激——就像德加或勃纳尔<a id="commentRef_24211" href="#comment_24237">^[21]</a>的画，我试着解释，你知道吧，《吹干头发的女人》《浴中的玛尔特》之类的。伯恩认真想了想。“好吧，”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伯恩是亚当·奥特瑞奇医生推荐给我的，可我直到今年年初才跟他联系——是因为无聊，而不是心理问题。阿兰娜和我之间很不愉快，我突然觉得有必要向别人倾诉。

伯恩六十多岁，是个厌世又冷嘲热讽的人。他思维敏捷，知识渊博。他个头很高，很胖。我问他知不知道詹姆斯·乔伊斯小说中“克兰利”的原型也叫伯恩——J. F. 伯恩<a id="commentRef_24235" href="#comment_24253">^[22]</a>。我知道，伯恩说，那又怎样？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巧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很巧，我说。我在伦敦有个裁缝也叫伯恩，连教名也一模一样——这就是很巧。伯恩无动于衷。你看看你，他说，你的姓这么罕见，不还是跟那个陪鲍斯韦尔<a id="commentRef_24276" href="#comment_24312">^[23]</a>游学<a id="commentRef_24278" href="#comment_24328">^[24]</a>的人同姓吗？这让你感觉有什么不同吗？感觉更好？可是，还有一点，我说，我见过乔伊斯，我读过他的书，我读过伯恩为他写的回忆录，而现在，你成了我的心理医生。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的机缘太巧合了吗？我觉得你顺着这条线追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伯恩说，跟我再说说这个女孩吧：她的胸大吗？

第一次见伯恩时，我问他属于哪个学术流派——弗洛伊德派、荣格派、赖希<a id="commentRef_24295" href="#comment_24339">^[25]</a>派，还是别的什么派。都不是，他说。我基本上就是个实在又保守的S＆M派。S＆M派？就是“性和钱”<a id="commentRef_24299" href="#comment_24355">^[26]</a>啊。他解释：根据他的经验，如若并非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躁狂抑郁症这类临床疾病，那他的病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其神经官能症都是由性或钱的问题引起的，或者两者皆有。如果我们能抓到性或钱的问题的根本，那谈话治疗就会颇有成效。他露出苍白无力的微笑：要了解自己云云。那么，你属于哪一类病人呢？他问。我认为我是遇到了性问题的那一类，我说。

（10月）

詹妮特和我又开始断断续续地偷情了。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太想念格洛丽亚和我们昔日的快乐时光了。那天，我开车载着詹妮特从温多斯回来（我们是去看泰特的），她邀请我进屋喝一杯，结果一来二去……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庆祝，就像合谋犯罪的同伙。我们期待阿尔伯蒂的画能让我们把本钱翻三番。这太容易了。

去广场饭店和查理·泽姆希（一个客户）见面。天气暖洋洋的，中央公园南区散发着小马驹和拉车马匹留下的浓浓的尿骚味和粪臭味。就是因为太臭，所以我夏天从不到这儿来，可我以为十月份来是安全的。这真是一堂有趣的历史课：三十几匹马就能制造出这样的臭味，想象一下，十九世纪的城市该有多么恶臭熏天。更别提还有每天拉在街上的成千上万吨的马粪。我绕道而行，发现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要是回到狄更斯时代的伦敦，我该怎么活下去？

查理还是一如既往地可爱又乖僻：他痛恨纽约，痛恨他的新房子。“我受够了那些承包商、建筑师。你没法过日子。你得住在酒店里——我要把我所有的房子都卖掉。你住在酒店里，这就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了。”查理的理论是，如果能把生活中的烦恼琐事降到最小值，那你反而可以更好地享受人生。我问他怎么能为了迈阿密而放弃纽约。“在那里度过糟糕的一天也比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强。”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我这幅勃纳尔的小画相当感兴趣。你能把它装进手提箱，我告诉他，从这家酒店拎到那家酒店。

1958年

（5月）

在南安普顿金斯伯格家过周末。托德·休伯也在，还有他的妹妹玛莎。玛莎也是画家：满头红发，一双奇怪的蓝眼睛有点歪斜。她和巴尼特·纽曼一样，画的都是粗条纹的抽象画。托德热切希望“利平之子”能买她的画。“马吕斯可是很有兴趣的哦。”他为了刺激我这样说。

直到睡觉前，嘉儿一整晚都在“寻找斯普特尼克<a id="commentRef_24458" href="#comment_24476">^[27]</a>”。我跟她一起站在草坪上，有点儿飘飘然，夜色完美，我和她抬头仰望繁星，寻找那个移动的光点。我感觉脑子空白，头晕目眩，失去了平衡。嘉儿扶我从草坪上站起来。“你怎么摔跤了？笨爸爸，”她说，接着又说，“笨洛根。”我很高兴她没有看到我眼中闪烁的泪花。

（7月）

米斯蒂克之家。今天早上看着阿兰娜一丝不挂地剃着腋毛，让我产生了一阵小小的悸动的颤抖，就跟以前一样。我溜下床，走进浴室，用我坚挺的阳具顶她的屁股。“亲爱的，我来例假了。”她说。可我知道她没有。

（7月）

早上十点，我直接用酒瓶喝起杜松子酒，我只想要那种兴奋感、那种小小的震颤。浓雾散去，露出薄雾蒙蒙的蓝天，海峡里的海水奇怪地变得不再透明，而像牛奶。我很无聊，所以这么早就拿起酒瓶：阿兰娜要在城里住三天。雪莉来帮忙照顾两个姑娘和她们的两个朋友。四个小姑娘在家里——不是打打闹闹，就是咯咯嬉笑，好像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会做。

（8月）

看着剃须镜里自己的脸，发现它变得越来越粗糙：小瘤子和斑痕，暴出的毛细血管，皱纹和松弛的皮肤，一切都是随年岁增长而累积的细小伤害。我的头发好像也在减少，美人尖变得愈发明显。我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梳头，结果我都不喜欢。拜托，我五十二岁了，没必要再装模作样了。

（8月）

纽约。托德打来电话，非常兴奋，他让我来看看玛莎的新画。独自一人住在公寓感觉很奇怪。没有两个姑娘和阿兰娜的存在，它显得如此之大。我还有几个会面，决定周末也待在这里，周一再走。

我去了玛莎的画室。怪异的作品，让人难以忘怀。画幅都很大——二点五米长、一点二五米宽，或三米长、一点五米宽——很有想法，画着透纳风格的色彩漩涡。光与影，印象主义风格。可看上去又有一些不完美的印记，像是被溅上了极小的深色颜料，又像是画布的纹理以某种方式显露了出来。当你凑得很近去仔细端详时——要凑得很近很近，只隔几厘米——你就会看到，这些小点实际上是微缩的人物或动物——要我说，应该不超过三毫米高。而等你再往后退时，这一视觉的突然转变会带来惊人的效果。感知器官会自动发生变化，你简直能在脑海中听到它们切换的声音。你再看这幅画时，它就不一样了。突然间，这些模糊的晕染和耀眼的色调成了巨大神秘的荒野，在惊人的天气和光影效果下，小小的人儿在其中穿梭。我和玛莎签了举办画展的协议。我们在村子（格林尼治村的昵称）里吃午餐，开怀畅饮以示庆祝。

（8月）

今天，星期日，还有点宿醉未醒，下午去看了场电影——《金粉世界》<a id="commentRef_24588" href="#comment_24603">^[28]</a>。哪怕是这个虚伪的好莱坞版本也让我无比渴望能去巴黎、去欧洲、去那个旧世界。从影院出来时，我想：也许我应该带着阿兰娜和两个姑娘去趟巴黎——想想她们会有多爱那儿吧——又或者，即便她们不爱那儿，去一趟对她们也是有益的，是她们教育的一部分。

我沿着莱克星顿大道散步，寻找出租车，满脑子想着阿兰娜，就在此时，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女人从街对面的咖啡馆走了出来。就是她。我大喊，她没有听见。我跑到街对面，可她已转过街角。我觉得是四十四街。我看到她走进一家酒店。阿斯托利亚酒店。我走进大堂——没有她的踪影。接着，我看到了她，她和一个男人坐在酒吧，半转身背对着我。那男人看上去三十多岁，肤色黝黑，颇有魅力，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从这两个人挨着坐在酒吧里的模样，你就能知道他们有多亲密。我对此确信无疑。我在酒店外等了半个钟头，又重新走进去。他们不在酒吧里，但也没有出来。

（8月）

我回到米斯蒂克，阿兰娜告诉我，她星期天去了纽约——说是她姐姐有什么急事。她给公寓打过电话，没有人接。我去看电影了，我说，《金粉世界》。这电影让我很想带你和孩子们去趟巴黎。她对这个主意很感兴趣，我们吃晚餐时一直在讨论巴黎。我在想她的情人到底是谁。

（十月，阿兰娜将自己的婚外情告诉洛根，并要求分居。她爱上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同事，制作人大卫·彼得曼。洛根说，如果她能斩断情丝，那他确信自己是可以从内心原谅她的。阿兰娜却回答，她不打算结束婚外情。于是，洛根搬离河畔大道的公寓，穿过城区，来到上东区，租下第三和第二大道间东七十四街上一幢连排公寓楼的顶楼——从画廊走过来很近。他们达成一致，周末轮流去住米斯蒂克的房子。洛根继续去见伯恩医生。）

1959年

（2月）

这太可悲了。下午，我站在嘉儿的学校外面，等她们班出来。我很想她，我想见见她，就一起去吃个晚餐，待半个钟头，聊聊天。阿兰娜的男朋友也在那儿，也在等着。我说：你他妈在这儿干吗呢，戴维森？我叫彼得曼，他说，大卫·彼得曼。他是来接嘉儿回家的。我说我会送她回家。他觉得阿兰娜可能会不高兴。我说过去六年我都是嘉儿的家人，据我所知，她现在也还是我的继女。他看着我：你就走吧，蒙斯图尔特。都过去了。接受现实吧。我想揍他，朝他的方下巴重重地打上一拳，再踩碎他厚厚的框架眼镜。可我想了想，要是嘉儿从学校出来，看到她认识的这两个男人为了她大打出手，她会怎么想呢。不太好。我离开了，我找了家酒吧，喝到大醉。

（4月—5月）

脑海中总在回响一首无聊的歌——“到监狱，摇滚去”——怎么也摆脱不了，听了好多天了。我听巴赫和蒙特威尔第，可每当我换唱片的时候，那首歌又会响起来：到监狱，摇滚去。

巧合的是，莱昂内尔写来一封甜蜜的信，说他正在伦敦做音乐，担任“绿袖子”乐队的经纪人。他说他改名叫里奥了——里奥·莱格特——他不想让别人再叫他“莱昂内尔”了。我觉得“里奥”很好听：莱昂内尔——里奥。天哪，他现在应该二十六岁了。那老头死了以后，莱昂内尔应该继承了准男爵的爵位。里奥·莱格特爵士。母亲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4月23日，星期四

六点去纳特·泰特的画室，拿我的《静物五号》。他大醉酩酊，不断重复着，绝不能让詹妮特知道这次交易。我向他保证。他拿出一碗苯丙胺<a id="commentRef_24755" href="#comment_24763">^[29]</a>请我吃——好像那是一碗花生——我拒绝了。他拿了两粒，用一杯杰克丹尼威士忌把它们送进肚。我们走进画室，我看着他画了一个多小时。他在画一套三联画，最后的画框已经装好，摆在大画架上。我们一边听音乐（我觉得是斯克里亚宾<a id="commentRef_24778" href="#comment_24823">^[30]</a>的曲子），一边漫不经心地聊起他即将开启的法国和意大利之旅——他应该去哪里，他应该看什么。一想到他到了这个年纪——还是个艺术家——竟然从未离开过美国，我很惊讶。

纳特似乎很喜欢边喝边聊，他在等酒精发挥作用，等着进入沉醉状态的那个精准时刻。突然，他掀开三联画中另外两幅已完成的画作上的遮尘布。第一幅画是一个裸女，是传统伊斯兰教国家后宫中的婢妾，色调偏黄而不是偏肉色；第二幅画是第一幅的另一个版本，但更加非写实，更加粗俗浮夸——很有德·库宁的风格。纳特站着，盯着这两幅画，喝着酒，接着，他把酒瓶放下，用宽画刷和一管管镉黄色的颜料，简直像是对大大的画布发起了进攻，留下大片色彩。我觉得他快精神错乱了。一个钟头后，我拿着我的静物画离开时，他还在画，他用一块破布把自己画的大部分东西擦掉，又开始画起来，这次用的是黑色和绿色<a id="commentRef_24807" href="#comment_24837">^[31]</a>。

他确实有天分，纳特，但他似乎承受着不该承受的折磨。这让人只想对他说：轻松点，享受下生活吧，创作并不需要总搞得像世界末日一样——看看马蒂斯，看看布拉克。不是都要像狂飙突进运动<a id="commentRef_24819" href="#comment_24853">^[32]</a>才叫伟大。然而，在今时今日的纽约，人们很难听进这样的劝告。那瓶杰克丹尼勾起我的酒瘾，我在半路上进了两家酒吧。回到家后，又喝了更多威士忌。我意识到，我又是孤身一人了，又喝着过量的酒。我不开心：这不是我自然的状态——我需要结婚，或是跟别人一起住。不过，我得承认，我现在喝的酒跟我和阿兰娜还有两个姑娘同住时喝的酒一样多。

6月5日，星期五

我告诉伯恩，我感觉很压抑，他给我开了镇定药和西可巴比妥，帮助我睡眠。他建议我不要在吃药时过量饮酒。请定义什么叫“过量”，伯恩医生。我可以喝两杯马丁尼，一点红酒——就这种程度。啤酒喝多少都行。

伯恩问到了我的性幻想，他宣称它们都很普通。我猜，他在这个地方一定听过很多故事，我的故事应该挺无聊的。不过，他抓住我提到的一件事：我说，总有个念头诱惑着我，让我想同时跟两个女人上床。你应该试一试，他建议。他的理论是，这个幻想和我的婚姻还有家庭生活相关。现在我单身了，对这个幻想的实现将成为一种释放、一道分水岭、一个表明我已向前看的标志——让我感觉到我和阿兰娜的共同时光真正结束了。好吧，我说，可我要如何实现它呢？你有女朋友吗？伯恩问。我提到詹妮特。那就告诉她，下次和你约会时，带个朋友来。我跟他说这样不行。伯恩耸耸肩：好吧，那我看你只能花点钱了。

6月6日，星期六

我的心情变好了。也许伯恩说的有道理：我一直在认真思考他的理论。总而言之，今天晚上，十点之后，我去了时代广场，在通往西边的小巷里四处闲逛。街边有很多妓女，也有很多表情忧虑的男人。我至少被问到十几次需不需要毒品。

在四十五街和第八大道交口，我看见一个女孩站在挂着霓虹灯牌的小酒吧旁。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简直是爱德华·霍普画中的场景嘛。那女孩应该有二十多快三十岁了，很胖，胸部特别丰满。廉价的衣服紧紧裹在身上，头发有一种奇怪的紫铜色光泽，反射着她头顶啤酒广告牌闪烁的霓虹灯灯光——蓝色、黄色、绿色，又是蓝色。她穿着配套的夹克和裙子，高跟鞋，红色的丝绸衬衫。我朝她走去。“嗨，”我说，“能请你喝杯酒吗？”“你想要什么，先生？”“一整晚多少钱？”我出奇地平静：我回想起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总是不假思索地去找妓女，就像去看一场电影。她上下打量着我，我知道她在根据我的衣着、举止和口音估算价格。“一百块，”她说，“别的另收费。”我问她，她是不是基本上每天都在这儿。是，也不是，她说。我说我周三再来。“啊，行呗。”她厌恶地说。

我继续往前走，走到第六大道，我在那儿找到一家中等规模中等价位的酒店。大堂很大——有利于隐蔽——还有十台电梯送你去楼上的房间。应该没人会注意到几个妓女在这样的地方进出。我预定了周三晚上的普通套间。

8月9日，星期日

米斯蒂克之家。我对自己说，我喜欢一个人待在这儿，可事实上，我经常不经意地想起阿兰娜和两个孩子，她们现在再也不到这儿来了。彼得曼在哈德逊河上游有处房子。我大概得承认失败了。原来，阿兰娜和彼得曼在被我发现之前，已经一起睡了将近一年。这是真正让我怒火中烧的原因——我的心都揪起来了。我一次又一次回首过去，追究那些原本没有察觉到的谎言和骗局；我承认并意识到，那些曾经快乐、平静、幸福和性感的时刻都是虚伪的、假冒的；这段婚外情就像瘟疫，蔓延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毒害了一切。我回头看这些日记，不禁想：这个时间她应该是在和彼得曼见面，还有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你号称敏锐的观察力不过如此嘛，蒙斯图尔特。是，可从这些日记中还能明显看到，我也在忙着背叛她，是我自己的谎言让我看不出她的谎言。阿兰娜并不像我这般自鸣得意。当我因为她的不忠而咆哮暴怒时，她说：“省省吧，洛根，我知道你跟詹妮特·费尔泽勾搭好多年了。别在我面前说教。”

给乌多写了篇关于劳森伯格<a id="commentRef_25019" href="#comment_25061">^[33]</a>的文章。这些第二代的艺术家在我看来都更有趣、更有深度，劳森伯格、玛莎·休伯（我认为托德还算不上一流的艺术家）、约翰斯、里弗斯等等。他们似乎更看重学术的分量：尽管他们背离传统，或是将它们创新以适应自己的目的，但他们对艺术的传统是认可的。

今天傍晚，走到海边，站在岩石上，一边远眺海峡，一边从我随身携带的扁酒壶里大口喝着杜松子酒。炎热的夏夜，岩石间的浅潭里，海浪哗啦啦、咕嘟嘟地响着，冰凉的杜松子酒下肚。我第一次想到我放弃的那部小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突然毫无来由地想出了完美的标题，“八重奏”。《八重奏》，作者洛根·蒙斯图尔特。也许我还能够让大家都惊讶一次。

我还要在这里记下我作为画廊经理职业生涯中的另一件怪事。简—卡尔·朗（“富布莱特·朗”画廊的）上周五来找我，问我们有没有毕加索的画。我们正好有三幅，可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画得最差且刚画的那一幅。那是一幅很大的非写实裸体人像，人站在窗前，窗外是一片海湾和很多棕榈树。笔法非常流畅，用画刷的把手表现出油画的纹理感，但最终效果有点过于流畅：让人感觉他能一整天画出很多幅这样的画，一个钟头就能画一幅。标价十二万美元。简—卡尔对我说，他有个客户愿意出三十万美元买下，我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一下吗？

简—卡尔是个高个的金发男人，头顶秃了，四十多岁，自视甚高，颇有魅力，无论春夏秋冬，都穿得一丝不苟。我们去卡莱尔酒店喝一杯，他更全面地解释了他的计划。他不愿透露“收藏家”的名字，只说他是欧洲人，定居在蒙特卡洛，显然是位腰缠万贯的商界翘楚。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利平之子首先将毕加索的这幅画以创纪录的高价卖给收藏家X——并通过业界杂志、新闻媒体和报纸采访公之于众——但实际上，并不进行任何金钱的交易。只是这样一来，《窗边的裸体人像》就会声名大噪、广受追捧，成为艺术界的传奇，更重要的是，画的来源还是一家在纽约经营的备受尊崇的著名法国画廊。而且，它还有了不可思议的天价。一年后，两年后，这幅画将在世界某个地方的拍卖会上出现。啊呀！是毕加索的《窗边的裸体人像》啊！这不是那幅什么画嘛。按艺术市场的行情，一幅画得一般但出名的画比一幅画得很好但不知名的画更值钱。预计开价将有五十万美元。甚至更高。利平之子提供画和声誉保证，从中分得百分之五十；简—卡尔和收藏家X（我怀疑他并不像简说的那么有钱）各得百分之二十五。每个人都能大赚一笔，而新的买家也将很高兴买到了名画。

简—卡尔以极度精准的动作点燃香烟。“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知名度。或者，你非要说实话，也可以叫它臭名度。”我对他微微一笑：“我说这是诈骗。我们做的就是设个骗局。”他咯咯笑了：“别装模作样了，洛根。我们是在开拓市场。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你每天都在这样做。有钱人只想买名画，这不是我们的错。”我说我会再联系他的；我得跟本好好谈谈。不着急，简—卡尔说，你们想谈多久就谈多久。

12月4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纳特·泰特没有提前通知，就来到我的公寓。他没喝醉——事实上，他相当冷静。他提出用六千美元买下我拥有的两幅他的画——这个价格相当高。我说我不卖。好吧，他说，他只想对它们做一些修改。他是在拜访了布拉克的画室<a id="commentRef_25169" href="#comment_25177">^[34]</a>后，冒出来这个念头，并向我解释了他的想法。我有些不情愿地让他拿走了那两幅画。在他离开之前，他又提出给我一千五百美元，买下我那三幅“桥”的画。我说，我不想卖，但我愿意用它们换另一幅画。这时，他变得相当暴躁，语无伦次，不停说着什么艺术家的正直品格和它在纽约城明显的缺失，等等，于是，我给了他一杯烈酒，从墙上取下我的那两幅油画，迫不及待地把他送走了。

今天早上，詹妮特打来电话，告诉我泰特也找她说了要“修改”画作的事。她让他把她画廊里所有他的作品都拿走了——她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

我问她有没有时间约会，她说，她在跟另一个男人见面。她爱上他了。那人是谁？我问。托尼·柯拉柯夫斯基。可他是同性恋啊，我说，你还不如爱弗兰克呢。别这么悲观，洛根，她说，他是双性恋。这些纽约女人啊。

12月19日，星期六

我去了四十七街和第八大道的街口，想找萝斯或洁辛塔。我是不是疯了？自从我们上次共度一夜后，这六个月以来她们接过多少次客了？不管怎么样，我没能找到她们，我多少有些如释重负地走了。时代广场和那些小巷总让我毛骨悚然。我是不是多愁善感到了荒谬的程度，才会以为我跟那两个女孩分享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才会以为我们还能再见，再一起追忆往昔？才会以为我们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是啊，我就是多愁善感到了荒谬的程度。没人能傻过一个傻老头，蒙斯图尔特。

简—卡尔的事有了决定。我终于收到本写来的信，写得十分隐晦，他在信中说，“瑞士探险”也许值得一试。接着还有一段非常委婉的话：“要是去瑞士度假，那也只能你去。我将无法同行。你要是成功出行，我也许会放出消息，假装我也去过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要是你玩得不开心，那你就只能独自应对这一失望的局面了。”我推测，这些话的意思是，要是事情办砸了，我将背负责任——罪名将推到我身上。本想要的是可以“全身而退”的后路，我相信他们是这么叫的。可如果我们大赚了一笔，他将坐收渔利。我得再仔细想想。

12月31日，星期四

今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将去参加托德·休伯的聚会，我发现自己一想到这个就很沮丧，不仅仅是因为我的下巴很疼。昨天，我拔了三颗臼齿。我的牙医说，我一定要小心了：我的牙龈正在萎缩，我可能会失去所有的牙齿。一想到失去所有的牙齿，我吓得打了个冷战，真可笑。我用舌头轻轻舔着拔完牙后的缺口，接着又含了一满口威士忌漱口。哎哟！新的十年即将到来，身体却开始有了腐坏的不祥征兆；这架可靠的老机器也有故障了。新年决心：要更健康，减少饮酒和服药。也许我应该把高尔夫再拾起来。

1960年

1月15日，星期五

詹妮特来到画廊，整个人相当慌乱。纳特·泰特好像“失踪”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自杀。一个很像泰特的年轻人在周二（十二日）从史坦顿岛的轮渡上跳下河。接着，詹妮特又发现，泰特收回的全部画作都被他自己销毁了——在温多斯的篝火中被付之一炬。她让我也到画室来，彼得·巴卡塞安将在那里跟她碰面。

在画室，我看得出来，巴卡塞安完全是在以一厢情愿的幻想勉强支撑着自己。纳特绝不会做这么疯狂的事的——他只是神经崩溃了——他会回来的，会重新开始的。我们四下转了转：这里一尘不染，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厨房里，干净的玻璃杯叠放得整整齐齐，废纸篓也被清空了。在画室，只有一幅油画靠墙放着，显然是刚刚开始画的，上面是纵横交错的一大片乌青色、紫色和黑色。画的背面潦草地写着标题，“奥里萨巴/回到联合海滩”，无论是詹妮特，还是巴卡塞安，都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们，奥里萨巴是一艘船的名字，哈特·克莱恩（对泰特来说，他是一个集术士和诗人于一体的角色）一九三二年乘坐它从哈瓦那回美国，那是哈特最后一趟致命航行。“致命？”巴卡塞安说，“哈特·克莱恩是怎么死的？”詹妮特耸耸肩——她不知道。我感觉我必须告诉他们。“他是淹死的，”我说，“他从船上跳下去了。”巴卡塞安震惊得眼泪汪汪。这幅未完成的神秘画作突然成了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自杀遗言。如果说可怜的纳特无法再继续画家生涯，那他至少保证了它的终结是有着象征性的重大意义的——是将被人们牢牢记住的。

这很可悲，当然，可他陷入了绝望——我又有什么资格说他应该振作起来，控制自己，不要向绝望屈服呢？他把所有的画都毁了，巴卡塞安确认了这一点，我的两幅画一定也在其中。至少，我还有《桥》。詹妮特满嘴阴谋论，我认为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个可怜的家伙疯了。哪有什么阴谋呢。我看到简—卡尔和马吕斯·利平一起午餐。两个经纪人一起吃饭——没什么奇怪的。可为什么我觉得马吕斯·利平在“收藏家X”的这个局里也插了一手呢？我给简—卡尔打电话，告诉他我没有兴趣——毕加索的画不卖。他为人称道的沉着稳重突然变得极为失常。他说我是个傻瓜，我已经参加了，现在不能退出，万事俱备，只欠那幅毕加索的画了。我说我告诉他的是我会好好考虑，我提醒他，我考虑好了：我不感兴趣。典型的英国人，他讥讽地说。我说我把这当作表扬。老奸巨猾的英国人万岁。我给本发去电报：瑞士假期取消。

1月18日，星期一

我给杰瑞·舒伯特（“利平之子”的律师）打电话，想确认简—卡尔·朗的这件事，确认他不能对毕加索的那幅画主张任何权利。“没有合同，也没有卖契，”杰瑞说，“他动不了你。就是闲聊而已。谁都会聊聊天。”

莱昂内尔写来了信，他也许要来纽约了，问有没有床铺给他睡几晚。我的第一反应是——当然没有。可他是你的儿子，你这笨蛋，你这傻瓜。为什么他的到来让你这么烦恼？因为他对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也许这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好好相处，你甚至可能会喜欢他。也许……只可能是蒙斯图尔特家族的基因让他进入音乐圈的。

［一九六〇年夏天，两位年轻的独立电影制作人马西奥和马丁·坎斯勒选中了洛根的中篇小说《湖畔别墅》，想由他们在好莱坞的制作公司MCMC影业翻拍。洛根坐飞机前往洛杉矶，进行了一系列会面，讨论了由他本人撰写剧本的提议。巧的是，彼得·斯卡比尔斯也在洛杉矶，就他最新小说《为时已晚》（有关地球核战争威胁的未来主义小说）的电影改编权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