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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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根·蒙斯图尔特接下来几个月都在伦敦，试着远距离解决纽约的麻烦。他给朋友写信：哈尔玛按照他的指示，把他的公寓收拾干净，卖掉了他的家具，将他所有的财物装进箱子，运到伦敦。他还关闭了银行账户、付清了账单等。据洛根了解，法庭并未签发对他的逮捕令，后续也没有关于该丑闻的流言蜚语或提审他的可能。哈尔玛说，在他离开后的那个星期一，两位先生到画廊来找他，得知他已去了欧洲。他在巴黎跟本·利平见面，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本——跟往常一样——表示理解，让他不用担心，并迅速开始寻找接替他管理纽约画廊的人。洛根将他私人收藏的画作卖给了“利平兄弟”，拿到了首笔现金。他给娜奥米·米歇尔写信，说他突然被召回伦敦，并收到一封礼貌表达遗憾的回信。洛根并不伤心，显然，她也不伤心。一切似乎多少得到了控制。可洛根没有放松，也没有完全自由，他总是害怕有朝一日美国法律会把长长的手臂伸过大西洋，把他再拽回去。于是，在一九六五年春天，他申请了尼日利亚艾吉瑞大学英语文学系讲师的职位。他在伦敦参加面试，当然也获得了这份工作。他的朋友们都觉得他疯了，可他说，他的生活需要改变。除了本·利平、杰瑞·舒伯特和施密特一家，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仓促坐飞机离开纽约的真正原因。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他前往尼日利亚。非洲日记从一九六九年开始。

1969年

7月20日，星期日

大卫·加斯科因<a id="commentRef_27167" href="#comment_27207">^[1]</a>曾告诉我，写日记的唯一意义在于将注意力集中到个人日常活动的细节上，忘掉整个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反正，新闻会报道那些的，他说，我们并不想知道“希特勒入侵波兰”——我们更好奇你早餐吃了什么。当然，除非是希特勒入侵波兰时，你正好在那里，而且你的早餐因此被打断。这话有道理，我猜，但我之所以觉得今天有必要再次拾起这本日记，主要还是因为我刚刚走到外面我的非洲花园里，抬头望到了月亮。抬头望着月亮时，我不由惊叹，就在此时此刻，有两个年轻的美国人正在那上面漫步。这个理由哪怕是加斯科因也会赞同吧。

今晚夜空清澈，月光皎洁。熟悉的月亮挂在天上，周围有一圈朦胧的光晕，像柔和夜幕中的白色圆盘。我走到外面花园里，远离房子灯光投射下的光圈，朝车道尽头上坡处的一丛木麻黄树走去。风吹过林间，巨大的枝叶在窃窃私语。我跺了跺脚，突然想到遭遇毒蛇或毒蝎的危险。我抬起头，不由惊叹。

我一直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全球节目的新闻，收音机跟往常一样，因为信号干扰而有沙沙声响，我这辈子第一次希望我能有台电视机。也许我应该去隔壁的夸库<a id="commentRef_27205" href="#comment_27219">^[2]</a>家。但最终，我还是选择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抬头仰望，想着那两个正在月球上的人——很奇怪——让人头晕目眩。我感到悲哀，并有种奇怪的谦卑。悲哀是因为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如果还有什么例子能证明生命向前急速飞奔的进程，那一定就是这个了。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离人类第一架用木头和帆布自制的飞行器飞上天空才过去四年。而现在，我站在这个非洲花园里，抬头看着我们的月亮，想象在那上面朝下望会是什么感觉，这时离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已过去了六十七年。谦卑是因为我想到我们这些可怜的生物竟能完成如此壮举。这种想法很无聊，我知道——但它是千真万确的。不管怎么说，它们也许能证明加斯科因说的写日记的准则。重大历史事件确实会在口口相传中失掉某些内容。今天晚上，我的晚餐是一份奶酪煎蛋卷和一瓶啤酒。

我回到屋子里，锁上门，坐在主屋我的桌子前，写下这篇日记。透过窗户的纱网，我看见萨姆森（洛根家的守夜人）站在车库门口抽烟的烟头火光。万物寂静，世界安好。下周末就要回伦敦了，是两年半来第一次回家。我猜，所有法律上的担心现在都可以安然放下了。萝拉·施密特事件应该过去了，结束了。我肯定安全了。

7月25日，星期五

特彭泰大道。在我离开期间，路的尽头新开了一家汽修店，店前空地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年轻的修理工在破破烂烂的汽车里到处捣鼓。为了屏蔽噪声，我只能一直关着屋前的窗户，哪怕今年的夏天热得让人烦躁难忍。我楼上搬来一户锡克教的家庭——都是颇有魅力又乐于助人的人——只是，他们有三个小孩，孩子们似乎什么都不干，光在我头顶的房间里跑来跑去。我无比渴望我非洲的大房子，还有它阴凉的阳台和十二亩的花园。

我要把特彭泰大道的公寓重新刷漆，给贴胶的地板砖铺上地毯。除了壁炉上方那幅毕加索的画，整套公寓仍保持着光秃秃的实用主义风格。不过，除了城市噪声和骚动的侵害，我在这里确实有了回家的感觉。在我放荡不羁的人生中，买下这套简陋的小小公寓是不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晚上，我坐在扶手椅里看书、听音乐。在我休假的这几周，我还要去拜访我仅剩的数位老友——本、罗德里克、诺埃尔和华莱士——处理一些没处理完的零碎事情。目前，我的经济状况尚可——我把在艾吉瑞大学拿到的薪水大部分都攒了起来——但我还是突然意识到，我的资产在不断缩减。华莱士安排我跟一家名叫“政体”（名字挺倒霉的，不过够简洁）的时事/经济新周刊的编辑见面。他们需要找人写关于比亚法拉战争<a id="commentRef_27321" href="#comment_27323">^[3]</a>的文章。

8月4日，星期一

华莱士告诉我，他今年年底就要退休了——他就要满六十五岁了。天哪。代理机构还会继续打着他的名号——他也会作为咨询顾问，与其保持松散的联系——但实际的管理者将会是一个叫希拉·阿德拉尔的年轻女人。我见过她：她三十五岁上下，有点做作，总是忙忙碌碌、雷厉风行。握手时会用不必要的力度，我认为。她瘦骨嶙峋，脸庞像个骷髅。华莱士竭尽全力地吹捧我——“很久很久的老朋友了”“那一代最伟大的人之一”之类——可很明显，她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也很难将我视作公司的人才。午餐时，我将自己对这一切的怀疑讲给华莱士听，他扭扭捏捏，颇为尴尬，但不得不承认我说的是对的。“什么都变了，洛根，”他说，“现在他们只对销售量和预付款感兴趣。”这么说来，什么都没变啊，我说，一直都是销售量和预付款啊。哦，华莱士说，但以前，出版社会假装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华莱士为我在《政体》杂志争取到不错的条件：两百五十英镑的预付费用，两千字的文章，稿费五十英镑，依字数多少再相应调整。

编辑是个大胡子，曾经是大学教师，苏格兰人，长得有点像D. H. 劳伦斯，他叫纳皮尔·福赛斯。一开始，我觉得他有点自以为是，缺乏幽默感，不过当我告诉他他让我想起劳伦斯，并提到我跟劳伦斯见过几次面后，他变得热情起来。劳伦斯的胡须更偏姜黄色，我说，而且他喝起酒来完全难以自控。我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得到了这份工作。说实话，福赛斯不敢相信他能找到一个真的跟劳伦斯见过面的人。我还锦上添花地告诉他，我谁都见过——乔伊斯、威尔斯、贝内特、伍尔夫、赫胥黎、海明威、沃。一个个名字从我嘴里蹦出，我看到福赛斯的眼睛越瞪越大，我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就像博物馆里的展品，坐在《政体》的办公室里，就会有人指着我说：“看见那边那个老头了吗？他认识……”福赛斯对杂志寄予厚望：有好的资助，有好的作家，还有一个需要冷静且理智地加以解释的动荡的世界。我为他的激情鼓掌——这是全世界所有新杂志的新编辑都会有的激情。只要他给我的支票不会被退回就好。

8月21日，星期四

拉夫西纳。西泽尔<a id="commentRef_27419" href="#comment_27427">^[4]</a>和恩佐都不在了，大家才发现格洛丽亚的持家能力是多么有限。花园里杂草丛生，狗在家里到处乱跑。一切看起来都破破烂烂，布满抓痕和牙印。格洛丽亚突然变老了，她面色苍白，满脸皱纹，支气管炎引发的咳嗽毁掉了她的身体，声声咳喘仿佛从脚底传上来。我错误地走进厨房，立马走了出来。厨房每一个角落都是厚厚的油污和尘土；遍地都是装狗粮的搪瓷罐子。

不过，坐在阳台凉爽的树荫下，玩着双陆棋，喝着金巴利酒，任由外面托斯卡纳的骄阳炙烤大地，总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抚慰。格洛丽亚的两位女性朋友也住在这里——依我说，她们应该来自来兹波斯岛<a id="commentRef_27459" href="#comment_27498">^[5]</a>，是非常有趣的同伴。玛格特·特兰米尔（五十岁）和萨米（？）·彼得里—琼斯（六十岁）。她们在翁布里亚有幢房子，生活舒适，我猜，她们应该有笔数额巨大的彼得里—琼斯信托基金。她们抽烟喝酒的派头，我自愧不如。萨米自称看过《女孩工厂》。（“很失望，和我期待的全然不同。”）

一天晚上，她们去睡觉后，格洛丽亚对我说：也许我应该搞同性恋，你觉得呢？我惊讶得眼镜都掉了。你？我说，这种事不像买顶新帽子，是你想要就能要的，你得有这方面的倾向。可我很希望等我老态龙钟时，能有个高大健壮的年轻姑娘来照顾我，她说。我也希望，我表示赞同，并认为她——格洛丽亚——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不可能搞同性恋的人。我警觉地看到她眼中闪烁的泪光。我不就是跟一头猪猡还有一个老掉牙的贵族结过婚吗？她说。哎呀，你看看我，我说，我开始列举自己的不幸。谁他妈管你啊，她说，你会很好的，你一直都挺好的。我是在担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