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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芒没有笑。他站在办公室门前;卡利埃站在寨门前,凝望着远方茫茫;他坐在小船上,凝望着黄浊的河水自北往南流,我见过这种目光。
“发生什么事啦?”我说。
“他们不要共和国。”
“谁?”
“共和派领袖不要共和国。”
他的神情是这样失望,我试图在我内心唤起一个回声,一个回忆,但我嘴是干的,心是空的。
“为什么?”
“他们害怕。”
“卡雷尔<a id="jzyy_1_81" href="#jz_1_81"><sup>(6)</sup></a>不敢,”斯比内尔说,“他说老百姓无法对付效忠王室的一团士兵。”
他的声音哽咽了。
“只要卡雷尔发出号召,军队会投向我们的。”
“他们怕的不是失败,”阿尔芒说,“他们怕的是胜利,怕的是人民。他们自称共和派,但是他们要建立的共和国,跟这个腐败的君主政体没有区别。他们宁可选择路易·菲力浦,而不要我们将建立的制度。”
“真的没希望了吗?”我问。
“我们讨论了两个多小时,一切都完了。有了拉斐德,有了军队,我们会赢得胜利。但是此刻军队正在向巴黎开来,我们没法跟军队决一雌雄。”
“那你们怎么办呢?”
大家默不做声,斯比内尔说:
“我们占领着半个巴黎。”
“我们什么也没有占领,”阿尔芒说,“我们的事业没有领袖,这就是对事业的否定。现在谁给人杀了,也是白死。只有停止这场屠杀。”
“那么我去告诉加尼埃,马上放下武器,”斯比内尔说。
“福斯卡去吧。他遇事比你会应付。”
这是晚上六点,天正黑下来。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保安警察和士兵守着。增援的兵团刚到不久,他们猛攻街垒。路角横卧几具尸体,有些人扛了担架运送伤员过去;几小时以来,人民没有听到一句有希望的话,也不再知道为什么作战。起义者原来掌控的许多街道现在站满了穿红制服的人。我远远看到加尼埃保卫的那个街垒仍然屹立在那里;我朝街垒跑去,子弹从四面飞来,在我耳边呼啸。加尼埃背靠在沙袋上,赤裸的肩上绕了一条血污斑斑的绷带,脸被硝烟熏得发黑。
“有什么新闻?”
“他们没谈成,”我说。
“我早料到了,”他说时毫不动情。
我对他的镇静感到吃惊,他差不多还带点儿笑容。
“军队不会投向我们。已经没有一点成功的希望。阿尔芒要求您停止战斗。”
“停止战斗?”
这次他完全笑出来了。
“瞧瞧我们。”
我瞧了一下。加尼埃身边还留下三五个人;他们脸上红一块黑一块的,每个人都挂了彩。墙边有一排上身赤裸的尸体;有人给他们合上了眼睛,两臂交叉放在胸前。
“您没有一条干净的手绢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加尼埃拿了擦他的黑脸、他的手:
“谢谢。”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看到我显得很惊奇:
“您受伤了。”
“几处擦伤而已。”
静默了一会,我说:
“您会叫人白杀的。”
他耸耸肩膀。
“还有叫人不白杀的吗?什么东西比得上人的生命?”
“啊!您这样想?”我说。
“您不这样想?”
我犹豫一下,但是我已经习惯不暴露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得到有益的结果。”
“是吗?”加尼埃说。
他停顿片刻,有样东西突然在他心中解开了。
“假定谈判成功,您相信我们的胜利是有益的吗?您有没有想过共和国要完成的任务?改造社会,限制政党活动,满足人民要求,镇压富裕阶级,还要征服整个欧洲,因为欧洲立即会起来反对我们。要做那么多的事,我们只处于少数地位,缺乏政治经验。今天没有获得胜利,对共和国可能还是一件好事。”
我惊讶地望着他。这些事是我经常在心里想的,但是我没有料到他们中间也有人持同样的想法。
“那又何必举行这次起义呢?”
“我们行动的意义不用等待未来来评价,若是这样,人什么都做不成了。我们决定了怎样斗争,就怎样斗争,这才是一切。”
我把卡莫纳城门关得严严的,什么也不等待。
“我在这件事上想得很多,”他干笑了一声。
“那么您由于失望才选择死?”
“我没有失望,既然我从来没有希望过什么。”
“人活着可以没有希望吗?”
“可以,如果他有某种信念的话。”
我说:
“我没有任何信念。”
“对我来说,做一个人便是一件大事。”
“一个普通人,”我说。
“是的,这就够了。这就值得人去活,也值得人去死。”
“您肯定您的同志也是这个想法吗?”
“您不妨叫他们投降试试!”他说,“血流得太多了。现在我们应该战斗到底。”
“但是他们不知道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您愿意,可以跟他们去说,”他语气中带着怒意,“他们才瞧不起呢;我就瞧不起他们的争论,他们的决议,他们的反决议。我们发誓要保卫市郊,我们要继续保卫,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们的战斗并不限于在街垒上进行。为了使战斗进行到底,您应该活下去。”
他站起身,肘臂撑在一堵摇摇欲坠的围墙上,向空荡荡的路扫视一眼。
“可能我缺乏耐心,”他说。
我急忙说:
“您缺乏耐心,是因为您害怕死。”
“这倒是真的,”他说。
他突然离我远远的。眼睛盯住道路的尽头,等会儿死亡将从那里出现,这是他选择的一种死亡。火刑架熊熊燃烧,两个奥古斯丁教士的骨灰风吹四散:“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安托纳躺在床上微笑。他们不是傲慢的人,也不是疯子,我现在懂了。这些人愿意选择生与死来完成他们作为人的命运,这是些自由的人。
第一阵枪响,加尼埃应声倒下。黎明时,起义遭到了扼杀。
阿尔芒坐在我床边,我感到他的手压在我的肩上,他向我低垂着那张清瘦的脸。
“说吧。”
他的上唇肿着,太阳穴上有一条紫痕。我问:
“他们强拉您上法庭,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以后告诉您……现在您先说。”
我眼望天花板下摇晃的黄灯。宿舍是空的,可以听到欢度节日的碰杯声、欢笑声、说话声,卫兵在宴请工人。等会儿,犯人要回到宿舍,被宴席、美酒、友情、笑声弄得醉醺醺的;他们会把床铺当做街垒,玩革命的游戏,他们会跪在地上唱起《马赛曲》,作为晚祷。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仪式,我躺在这张床上怪不错的,眼望天花板下摇晃的黄灯。过去的事何必再提呢?
“总是这样的,”我说。
“什么样的?”
我闭上了眼睛,努力钻入这个混沌的长夜,它一望无际地展现在我的身后。血、火、眼泪、歌声。他们骑马疾驰冲进城里,把烧旺的火把往屋里扔,他们的马匹踩破了小孩的脑袋、妇女的胸脯,马蹄上沾满了鲜血;一条狗对着死亡吠叫。
“他们把妇女掐死,拽了小孩的脑袋往墙上撞得脑浆四溅;血染红了道路,以前是活人的地方,只留下了一堆死尸。”
“但是四月十三日特朗斯诺南大街事件<a id="jzyy_1_82" href="#jz_1_82"><sup>(7)</sup></a>怎么发生的?我要知道的是这个。”
四月十三日,特朗斯诺南大街。要回忆起的为什么是这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隔了三个月的事与隔了四百年的事,不同样都是一去不返的往事吗?
“我们到了街上,”我说,“有人对我们说,梯也尔亲自在主席台上宣布里昂起义成功。于是我们筑起了街垒。大家唱起歌来。”
他们集合在广场上,他们跑遍大街小巷喊:“打死魔鬼的儿子。”他们唱着歌。
“后来呢?”阿尔芒说。
“早晨,军队进攻了。他们拆除了街垒,冲进了房屋,见一个杀一个。”
我耸耸肩膀:
“我对您说过,总是这样的!”
一阵沉默,阿尔芒说:
“您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梯也尔在十二日晚上就知道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当他鼓动暴乱时,所有领袖都已被捕了,我已被捕了……”
“我们是后来知道的,”我说。
“但是您有经验,您应该看到危险,阻止他们起义。”
“他们愿意上街,我和他们一起去了。”
阿尔芒不耐烦地耸耸肩膀:
“您并不需要听从他们,而是要引导他们。”
“但是我也没法替他们看清楚,”我说。
他恼火地望着我,我说:
“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但是,我怎么可以代他们做决定呢?他们认为什么好什么不好,我又怎么能知道呢?”
安托纳在二十岁死了,他在笑;加尼埃贪婪地窥探他那个躲在路角的死神;贝娅特丽丝板着一张阴郁的脸俯视她的手稿。只有他们才是评判者。
“您那时认为他们希望遭到大屠杀吗?”阿尔芒口气生硬地说。
“这场痛苦就那么了不起?”我说。
死的人死了,活的人活着;囚犯并不憎恨他们的牢房,他们到底摆脱了沉重的劳动,终于可以笑了、休息了、闲谈了。在死之前,他们唱起了歌……
“我怕这几个月的牢房生活把您累了,”阿尔芒说。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
“您不累吗?”
“恰恰相反。”
他的声音充满热情,驱散了我赖以藏身的宁静的浓雾。我猛地站起身,走了几步。
“组织全部破坏了,是吗?”
“是的。这是我们的过错。光天化日之下没法搞阴谋。这是一个教训,今后对我们是有用的。”
“什么时候?”我说,“他们要判你们十年或二十年徒刑。”
“二十年后我还只有四十四岁,”阿尔芒说。
我静静望着他,说:
“我羡慕您。”
“羡慕什么?”
“您会死的。您永远不会像我一样。”
“啊!我愿意不死,”他说。
“是的,”我说,“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把那只发绿的瓶子抓在手里,想:“我今后可以做多少事!”玛丽亚纳在房里匆匆地走来走去,说:“我今后的时间是那么少。”我第一次想道:“这是我们的孩子。”我说:
“我会设法救您出去。”
“您怎么做?”
“到了夜里,院子里只有两个看守;他们有武器;假使有人不怕子弹,可以牵制他们,让另一个身手矫健的人有时间翻过墙去。”
阿尔芒摇摇头:
“我不愿意现在跑。我们这场官司会轰动外界,我们对它抱有很大期望。”
“但是我们随时会被隔离,”我说,“我们关在一起,这是个好机会。您应该尽快利用这个机会。”
“不,我应该留下,”他说。
我耸耸肩膀:
“您也是!”
“我也是?”
“您选择殉难,像加尼埃一样?”
“加尼埃选择的是毫无意义的死,我为这件事责备他。我认为我到哪儿都不会比在这里工作得更好。”
他望着空空的大宿舍;那边,他们围着一张杯盘狼藉的桌子,大声欢笑,唱歌饮酒。
“人家是跟我说过,圣佩拉齐监狱制度要宽得多。”
“这是真的。资产阶级还有专门的房间,这个宿舍是供工人用的……”
“是啊,您要明白,”他说,“这是进行接触、进行讨论的大好机会!我应该在出去前做到把大家团结起来。”
“关上十年、二十年,您不害怕吗?”
他淡淡笑了一笑,脸上并不高兴:
“这是另一个问题。”
平原上,热那亚人在红色帐篷四周跃跃欲试,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阒无一人。我转过目光;不应该由我向自己提问题。我把卡莫纳城门关得严严的……我曾经是这么一个人,可是我已不能理解他了。
“您怎么就认为您从事的事业比您自己的命运更可贵?”
他略一思索:
“我把它们看做一回事。”
“唔,”我说。
我把城门关得严严的,我说:“卡莫纳将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我没有其他的未来。
“我记起来了。”
“您记起什么啦?”
“我有过您这样的年纪,很久以前……”
在他不动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好奇的光芒:
“现在不是这样吗?”
我笑了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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