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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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耸耸肩膀。

“您想想，他们竟把机器也捣毁了！”

我没有回答。他也不等待回答。他迷惑不解地观察我，我没法猜知他在我脸上看到了什么。

“麻烦的是他们不信任我们，”他说，“夜校、公共集会、小册子，靠这些我们没法接近他们。我们说的话他们听不进去。”

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呼吁。我笑了：

“您要我做什么？”

“要影响他们，必须生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工作，与他们并肩作战，应该做他们的一分子。”

“您要我做一个工人？”

“是的，”他说，“您可以做大量工作。”

他贪婪地望着我，我在这样的目光下感到安全，因为我仅是一种供人利用的力量。我既不使他害怕，也不引起他的好感，他利用我，如此而已。

“要一个会死的人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但是对您，十年、十五年的生命算不了什么。”

“这确实算不了什么，”我说。

他顿时容光焕发：

“那么您同意了？”

“我可以试试，”我说。

“喔！这不难，”他说，“您肯试，您就会成功。”

我重复一句：

“我试试。”

我躺在蚂蚁窝旁，她来了，我站起身，她跟我说：“做一个普通人。”我还听到她的声音，我望着他们说：“这是些普通人。”但是，在夜色沉沉的印刷间，我在湿腻腻的卷纸上涂红的、黄的、蓝的颜色时，我不能堵住另一个声音对我说：“人是什么？他们能对我做什么？”机器的嗡嗡声震得我们脚下的地板发颤，这也是这个停滞而又动荡的时代的颤声。

“还要很久吗？”那个孩子说。

他站在一张矮梯子上，在一只研钵内调颜料。我感觉到他的背弯了，两腿发麻了，还有那颗又空又重的头，直拉了他往地上冲。

“你累了？”

他连话也没回答。

“你休息会儿，”我说。

他在矮梯的最高一级坐下，闭上眼睛。早晨以来，蘸了颜料的画笔在卷纸上来回涂个不停，从早晨起，都是同样混浊的光线、颜料的气味、节奏均匀的机器声：永远、永远。从早晨起，自开天辟地以来，永远是厌倦、疲劳和时代的颤声。纺织机永远、永远响彻卡莫纳的大街小巷，响彻根特的大街小巷，梭子穿过来——穿过去——穿过来——穿过去；房屋燃烧了，烈焰中升起了歌声，鲜红的血和玫瑰色的沟水流在一起，机器顽固地响着：永远、永远。手把笔浸入红色的浆液，手拿笔在纸上用力涂画。孩子的头耷拉在胸前，他睡着了。对他们来说，活只是不死而已。在四五十年的时间内不死；最后，还是死了。挣扎有什么用呢？不管怎么样，他们不久都会解脱的，每个人都要先后死去。在那里，棕榈树影朝着卵石爬去，海水拍着沙滩。我想跨过这道门槛，试图去变成一块普通的石头。

孩子睁开眼睛。

“钟没有敲吗？”

“五分钟内要敲了。”

他笑了。我贪婪地把这声笑珍藏在心中。由于他脸上这道神采，机器的嗡嗡声、颜料的气味，这一切都变了；时间不再是一条不涨不落的河川；在人间还有希望，还有惋惜，还有恨与爱。最后，是死了；但是首先，他们是活着。不是蚂蚁，不是石头，而是人。通过这声笑，玛丽亚纳又在向我招手：信任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做一个人。我把手放在小孩头上。这个声音我还能听上多久？当他们的笑、他们的泪在我心中引不起一点回声的时候，我会变成什么呢？

“完了，”我说。

那个人还是坐在椅子边上，带着迟钝的表情凝视靠在枕上的这张青色面具。一个女人死了，七层楼的那个得救了：事情也可以恰好相反；至于我，这没有一点区别。但是对这个人来说，死的偏偏是这个女人：他的女人。

我离开房间。流行病一开始，我便申请做护理人员，整夜给他们敷发疱药，放水蛭。他们愿意治好病，我也竭力把他们的病治好；我竭力侍候他们，不对自己提出问题。

路是空的，但是可以听到右边传来一阵响亮的铁器声，这是一辆炮车颠簸着滚过来，炮车是用来运送棺木的。有人说，一路的颠簸常常会把木板震碎，尸体滚落街头，五脏六腑流得满地都是。有几个人用床垫、木板抬了白皮肤黑斑纹的尸体，走在玫瑰色街面上，横七竖八地往沟里扔。能外逃的都外逃了，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骑驴，他们越过暗道，乘驿车，乘大车，乘轿式马车，他们飞奔着越过了巴黎的城门。法国议院贵族、大资产者、官吏、议员、有钱的人，个个逃跑了，那些逃不了一死的人夜里在荒弃的宫廷里跳舞，早晨听高大的黑衣僧侣在广场上讲道。穷人没法逃，他们留在瘟疫横行的城内，他们躺在床上，不是发冷，便是发烧，脸上铁青，脸上黑灰，遍体长满深色的斑点。早晨，尸体沿门摆成一排，死亡的气味直冲云霄；在阴霾的天空下，垂死者送往医院，关在门后奄奄一息；他们的家属、他们的朋友徒然簇拥在铁门外面，只是听到他们临终的咽息。

我推开门。阿尔芒坐在床前，加尼埃站在桌子旁边，桌上点了一支蜡烛。

“你们怎么来了？”我说，“太大意了！你们不信任我？”

“我们不能由他一个人孤零零死去。”阿尔芒说。

加尼埃没有说话，他双手插在口袋里，两眼注视床上躺的人形。我俯身看斯比内尔。皱缩的皮肤紧贴着骨头，在这张发青的羊皮纸下已经勾勒出一个骷髅的头形；他的嘴唇苍白，额上冒出一颗冷汗。我摸摸他的手腕，冷的，湿腻腻的，脉息几乎不跳了。

“没治了吗？”阿尔芒说。

“一切办法都试过了。”

“他已经满脸死气……”

“二十岁，”加尼埃说，“他那么热爱生活……”

两个人绝望地瞧着这张干瘪的脸。这个行将消灭的生命，对他们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斯比内尔的生命，他才二十岁，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松柏道上跳跃的每一块金色斑点一样独一无二；我望着贝娅特丽丝，问自己：“她像不像那些朝生暮死的昆虫？”我爱她，她显得无动于衷；我不再爱她了，她的死不比一个蜉蝣生物的死更有分量。

“他能挨到天亮就还有救，”我说。

我把手伸进被窝，开始慢慢地、猛力地揉捏这个冰冷的身子。我抱他躺在我的披风上，两手揉捏他年轻的肌肉，我已是第二次使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他却腹部带了个窟窿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给他带来了玉米、干肉，他却对着自己的脑袋打了一枪，因为他饿得要命。我把他揉捏了好一会儿，在我的手指下，微微的暖气朝他的心房里钻。

“可能他顶得住，”我说。

外面，有人在我窗下奔过，他们无疑是奔向救济站去求救的，救济站的红灯在路角发亮。然后又是一片静默。

“你们应该离开这里了，”我说，“你们留在这里对他没用。”

“我们应该留在这里，”阿尔芒说，“我死的时候也喜欢好朋友待在身边。”

他温情地望着斯比内尔，我知道他不怕死。我转身向加尼埃；这个人令我纳闷，他眼里没有情意，只有恐惧。

“想想，感染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他的嘴微微撅了一下，我又一次觉得他有话要和我说，但是他不动声色；几乎从来没有看到他笑过，也没有人知道他想些什么。突然，他走到窗前，打开窗户：

“发生什么事啦？”

街上人声鼎沸。每天到了晚上，都有人在十字路口点上一堆火，希望能够净化空气。我们通过火光，看到一群破衣烂衫的男女，拖一辆板车通过广场。他们叫道：“打死那些不给饭吃的人！”

“这是些叫花子，”加尼埃说。

一项法令规定，夜间把垃圾污秽运走后，才许他们去捡破烂；他们走投无路，恨恨地喊：“打死那些不给饭吃的人！”他们喊过：“魔鬼的儿子！”把口水啐在地上。

加尼埃关上窗户。

“我们要有几位领袖人物！”阿尔芒说，“人民已经成熟了，可以进行一场革命了。”“最多是一场暴动，”加尼埃说。

“我们应该有能力把一场暴动转化为一场革命。”

“我们太四分五裂了。”

他们前额贴着玻璃，梦想暴动，梦想骚乱；我望着他们，对他们毫不理解。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对待最终难免一死的生命认真得好笑：为什么他们这样绝望地瞧着斯比内尔？有时候，他们又轻率地去接受覆灭的命运：为什么毫无意义地留在这间有毒菌的房间里？为什么策划流血的骚动？

有一个声音喃喃地说：“阿尔芒！”

斯比内尔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珠就好像已经溶化了，眍在眼眶深处；但是，这是两只活的眼睛，看得见东西。

“我要死了吗？”

“不会，”阿尔芒说，“安静睡吧。你得救了。”

他的眼皮闭拢了。阿尔芒转身问我：

“这是真的吗？他得救了？”

我摸摸斯比内尔的手。手不是冰冷的，脉息在跳动。我说：

“他要挨过今夜。可能他挨得过今夜。”

黎明已经来临了。一辆黑色大篷车在窗下经过，挨家挨户收了棺材，都堆在车幔下面。沿着玫瑰色街面，大板车挨家挨户往上城走去，苫布底下尸体愈堆愈高。阿尔芒闭上了眼睛，坐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加尼埃靠墙站着，脸部毫无表情。十字路口，火熄灭了，叫花子驱散了。很长一段时间，广场是空的，后来一个看门的出现在门槛上，疑虑重重地察看石子路；有人说，有时早晨会在门廊下，找到由一些神秘的手扔出来的肉块和奇怪的糖果；据说，有人在井里、在屠宰场的肉里放毒，有一个大阴谋威胁着人民；谣传我和魔鬼订了密约，他们经过我面前时轻蔑地啐口水。

加尼埃喃喃说：

“这一夜他挨过来了。”

“挨过来了。”

斯比内尔脸上泛起一丝血色，他的手是温暖的，脉息在跳动。

“他得救了，”我说。

阿尔芒睁开眼睛：

“得救了？”

“几乎可以肯定。”

阿尔芒和加尼埃对望了一眼，我转过眼睛。通过这一眼，他们彼此交换了内心迸发的喜悦感情；通过这些捷报的交流，他们找到了面对死亡的力量、生活的理由。我为什么要转过眼睛呢？斯比内尔他二十岁，热爱生活，我向他呼吁来救救我，我记起他炯炯有神的目光，青年人的口吃；我救了他，我在冰湖里游过去，把他驮到岸上，抱在怀里；我到印第安村子找寻玉米和肉，他一边笑，一边狼吞虎咽；腹部一个窟窿，太阳穴上一个窟窿；这个人会怎么样死呢？我内心迸不出一点喜悦的火星。

“怎么啦？”加尼埃说。

在《进步报》编辑室内，编辑委员会和人权社的各部主任集合在年老的布鲁索周围。他们都带着焦急的神情望着我。

“我要参加高卢社和组织委员会，都没有成功，”我说，“我只是跟人民之友社有了接触，他们倾向于起义。但是他们还没做出任何决定。”

“不知道我们的决定，他们怎么能做出他们的决定呢？”阿尔芒说，“不和他们商量，我们又能决定什么呢？”

一阵静默后，加尼埃说：

“应该做出决定。”

“既然没能协调我们的工作，”老布鲁索慢条斯理地说，“还不如放弃不干；这种条件下，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是不可能的。”

“谁知道呢？”阿尔芒说。

“即使起义不成只是一场暴动，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加尼埃说，“每次反抗后，人民更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也更深了。”

全室骚动了。

“我们会冒大流血的风险，”有一个声音说。

“大量的血，还白流，”另一个说。

他们乱哄哄地讨论了一会。阿尔芒低声问我：“您怎么想？”

“我没有想法。”

“您经验丰富，”他说，“您应该有个想法……”

我摇摇头。我怎么能当他们的顾问呢？在他们眼里，生与死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吗？这是要由他们来决定的。如果生仅仅是为了不死，为什么要生呢？但是死是为了生，这不是荒唐的骗局吗？这不应该由我给他们选择。

“当然会发生一些事的，”阿尔芒说，“要是你们不愿起义，至少要采取措施，万一起义爆发了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对的，”加尼埃说，“不要提口号，但是做好准备，人民要是行动，我们跟着他们行动。”

“我怕他们不估计一下局势就行动，”布鲁索说。

“不管怎么样，共和派应该支持他们。”

“恰恰相反……”

大家又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他们说话响亮，眼睛闪光，声音发颤；在这些墙壁的另一面，在这个时刻，也有几百万人在议论，带着闪光的眼睛、发颤的声音；议论时，什么起义、共和国、法国、世界的前途都在那里，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把人类命运紧紧贴在自己心上。全城围绕一座灵台吵吵嚷嚷，灵台上放着谁都不关心的拉马克将军<a id="jzyy_1_78" href="#jz_1_78">⁽³⁾</a>的遗体。

这天夜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睡觉；大家沿着巴黎的环城道与各派进行联络。如果起义成功，应该努力说服拉斐德接受权力，唯有他的名字才具有号召群众的威望。加尼埃委托阿尔芒在事成后跟共和派领袖谈判；至于他自己，在奥斯特里茨桥旁布置了一些人后，自告奋勇去鼓动圣马尔索郊区暴动。

“谈判该由你去，”阿尔芒说，“你说话比我有分量。福斯卡比我们更接近工人，他去守奥斯特里茨桥。”

“不，”加尼埃说，“我一生中谈得够多了。这次我要战斗。”

“要是你被人杀死，那就糟了，”斯比内尔说，“报纸怎么办？”

“没有我，你们照样办得很好。”

“阿尔芒说得对，”我说，“我认识圣马尔索区的工人，让我来组织这次暴动。”

加尼埃嘿地一笑：

“您救了我一次生命，已经够了。”

我望着这张神经质的嘴、两道皱纹、痛苦的脸、严峻但有点不可捉摸的眼睛。他盯着天涯，天涯后面隐藏着汹涌咆哮的河流，高高的芦苇尖上摇摆着绿色花穂，鳄鱼睡在温暖的泥地里；他说：“应该让我感到我活着，即使为此死也甘心。”

上午十时，人权社和人民之友社的全体成员、医科学生、法科学生集合在路易十五广场<a id="jzyy_1_79" href="#jz_1_79">⁽⁴⁾</a>。综合工科大学学生没有赴会；谣传他们接到了禁令。群众头上飘扬着幡旗、三色旗、绿叶树枝；每人手拿一个标志，有的挥动手中武器。天空阴暗，细雨濛濛；但是，希望的猩红色火焰燃烧着每个人的心。有一些事就要通过他们发生，这点他们深信不疑。他们还深信不疑自己能做出一些事来，手痉挛地抓着手枪的枪柄，为了证实这条信念不惜去死，为了证明自己的生命在世界上是有分量的，不惜去献出生命。

灵车由六个青年牵引，由拉斐德执绋；一万名保安警察排成两队跟在后面。政府在沿途布置了岗哨；这种炫耀力量的做法不但没有安定民心，反使暴动更有一触即发之势。街道、窗台、树杈、屋顶上挤满了人；阳台上悬着意大利旗、德国旗、波兰旗，提醒人们世界上还有法国政府没能打倒的暴君。人民一边走，一边高唱革命歌曲。阿尔芒在唱，还有我从霍乱中救出来的斯比内尔也在唱。一看到龙骑兵，个个怒火中烧，随手扳下树枝、捡起石头作为武器使用。我们经过旺多姆广场，拉车的青年离开了预定的路线，绕圆柱一圈。有一个人在我背后叫：“要把我们引向哪儿？”有一个声音回答：“引向共和国。”我想：这是把他们引向暴动，引向死亡。共和国对他们到底意味什么？他们准备战斗，但是获得的果实是什么呢？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但是他们相信，获得果实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他们准备好了要以血来换取。我说过：“里维尔算得什么？”但是安托纳觊觎的不是里维尔，而是自己的胜利；他为胜利而死，死得心满意足。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人的生命——不是蚂蚁，不是小飞虫，不是石堆。我们永远不让自己变成石头——火刑架在燃烧，他们在唱歌。玛丽亚纳说：“做一个普通人。”但是怎么做呢？我可以随着他们共同前进，我可不能随着他们共同冒生命的危险。

走到巴士底广场，我们看到综合工科大学学生朝我们飞奔而来，披头散发，衣衫凌乱；他们不顾禁令私自跑了出来。群众开始大叫：“大学万岁！共和国万岁！”在灵柩前开道的乐队奏起《马赛曲》，传说第十二团的一位军官刚才对学生说：“我是共和派。”辗转相传，整个队伍都听说了这条消息。“军队跟我们在一起。”

在奥斯特里茨桥前，队伍停了下来。讲台已经布置好了，拉斐德登台发表一篇演说。他谈到我们正要安葬入土的拉马克将军。有些人在他之后也讲了话；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些演说、关心这个死了的军人。

“加尼埃在那里，在桥头上，”阿尔芒说。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但是一张脸也分不清楚。

“现在快出事了，”斯比内尔说。

大家等待着，没有人知道到底会出什么事。突然看到一个人骑马奔来，全身穿黑，举一面红旗，旗上一顶弗里吉亚帽<a id="jzyy_1_80" href="#jz_1_80">⁽⁵⁾</a>；引起一阵喧嚣，群众面面相觑，迟疑不决，有几个声音喊：“不要红旗！”

“这是阴谋，这是背叛，”斯比内尔气得说话也结巴了，“他们要吓唬老百姓。”

“您认为这样吗？”

“是的，”阿尔芒说，“军队和保安警察害怕红旗。群众感到风向要转。”

我们又等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这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您去找加尼埃，告诉他自己发信号。再到《国民报》馆来找我。我尽量去把共和派领袖召集来。”

我钻入人群。我在前一夜计划时确定的那个地点找到加尼埃；他挎了一支长枪；他身后几条路上挤满了脸色阴沉的人，其中许多人带着枪。

“一切准备就绪，”我说，“老百姓成熟了，可以暴动了。但是，阿尔芒要您自个儿发信号。”

“行。”

我默不作声打量他。像在每个黑夜，像在每个白天，他害怕，这个我知道，他害怕死神毫不留情扑到他身上，把他变成一堆尘土。

“龙骑兵！”

在黑压压的人群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头盔、他们的刺刀闪闪发光。他们冲上莫尔朗码头，朝桥头扑来。加尼埃喊：“他们要冲我们！”抓起枪就放。立刻其他枪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乱枪声中有一声高喊：“筑街垒！拿起武器！”

街垒开始增高了。从邻近每条街上拥过来带武器的人，加尼埃后面跟了一大群人，向波潘库街的兵营走去。我们攻上去，士兵没做多大抵抗便退却了。我们夺到一千二百支枪，分发给起义者。加尼埃率领他们到圣梅里修道院去，留在那里筑阵地。

“告诉阿尔芒，说我们占领了市郊，”加尼埃对我说，“要坚持多久，我们就坚持多久。”

市民到处筑街垒；男人把树锯倒，横在马路中间；有的从屋里拖出铁床、桌椅；小孩和妇女挖起路面的石块，进行搬运；所有人都在唱歌。因戈尔施塔泰的农民也围着篝火唱歌。

我在《国民报》的那幢楼里找到阿尔芒。他眼里闪烁喜悦的光芒。起义者占领了半座城市；他们攻占了兵营和弹药库。政府决心动用军队，但是军队是否依然忠诚，却没有把握。共和派领袖即将组成一个临时政府，由拉斐德领导，国民自卫军会集合在他们的老上司麾下的。

“明天宣布成立共和国，”阿尔芒说。

分配我的任务是把粮食弹药送至圣梅里修道院，供给加尼埃。子弹在街上呼啸。有人企图在十字路口把我截住，他们对着我喊：“不要从那里走！那里路堵了！”我还是往前走。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帽子，另一颗打穿了我的肩膀，我还是继续奔跑。天空在我头顶掠过，大地在我马蹄下跳动。我奔跑，我摆脱了过去与未来，摆脱了自己和嘴里这股厌倦的味道。某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存在了：这座疯狂的城市，洒满热血，充满希望，是它的心在我胸中跳动。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是活的。”可是立刻又想道：“可能是最后一次活着了。”

加尼埃坐在他的同伴中间，前面是一大堆石头、树木、家具、铺路石、沙袋；他们在这堵墙上还插了带绿叶的树枝。他们手里忙着制造子弹，用衬衣破布和墙上撕下的告示纸做弹塞。每个人都赤裸着上身。

“我把弹药带来了，”我说。

他们高声欢呼，扑到箱子上。加尼埃看着我不胜诧异：

“您怎么过来的？”

“我过来了。”

他嘴一抿，他羡慕我。我想跟他说：“不，这是不公正的，勇敢或是胆怯都没有我的份儿。”但是，这不是谈论他、谈论我的时候。我说：

“今天夜里将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他们要您坚持到天亮。若要整个巴黎都造反，起义就不能后退一步。”

“我们会坚持的。”

“艰苦吗？”

“军队进攻了两次。都给我们挡回去了。”

“死了许多人吧？”

“我没有算过。”

我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他用牙齿撕碎了几块白布，全神贯注地把碎布往弹壳内填；他的这双手不灵巧；他并不想制造弹药，他愿意演讲，这个我知道。但是，直到我站起身，我们没有交换过一句话。

“告诉他们，我们会坚持到天亮的。”

“我会告诉他们的。”

我又贴着墙头溜过去，闪进门廊躲藏，在枪林弹雨中穿越，到达《国民报》的大楼时满身是汗，衬衣上血渍斑斑。我想到了阿尔芒的微笑，当我跟他说加尼埃牢固地占领着市郊时，他眼里必然会闪烁喜悦的光芒。

“我见到了加尼埃。他们会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