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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廊尽头,响起了隆隆鼓声,所有人的眼睛都朝门看去。布雷南眼里噙着泪水;斯比内尔抿着嘴,细瘦的颈前那只喉结痉挛似的牵动;阿尔芒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乌黑的络腮胡子遮着一张铁青的脸。窗户紧闭,但还是听得到从广场传来的吼叫声;他们高喊:“不要波旁家族!共和国万岁!拉斐德<a id="jzyy_1_76" href="#jz_1_76"><sup>(1)</sup></a>万岁!”天气十分炎热,阿尔芒额上冒出一颗颗汗珠,但是我知道,沿着他的脊梁骨闪过一阵寒颤。此刻,我在窥探他们的内心;我感觉到他微湿的掌心有一种金属的凉意,我自己掌心有一种阳台铁栏杆的凉意。他们曾经高喊过:“安托纳·福斯卡万岁!卡莫纳万岁!”一座教堂在黑夜里烧了起来,胜利的火焰冲向天空,失败的黑色尘埃雨点似的落在我心头;空气中有一种谎言的味道。我抓住栏杆,想:“一个人就无所作为了吗?”他握紧手枪的枪柄,想:“我会有所作为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准备去死。
鼓声突然歇了,响起了脚步声,那个人出现了;他含着笑,但是脸是苍白的,跟阿尔芒一般苍白。横在他胸前的三色缎带下,他的那颗心怦怦跳着;他的嘴发干。拉斐德走在他旁边。阿尔芒的手慢慢地从口袋里伸出来;我抓住他的手腕。我说:
“没用,我把子弹退膛了。”
大厅里升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海的声音、风的声音、火山的声音;那个人走过我们面前;我紧紧握住阿尔芒的手,这只手在我的手指间变得软弱无力;我把枪夺了过来。他向我看看,脸上泛起红晕。
“这是背叛,”他说。
他朝门口走去,跑下楼梯。我跑在他后面。广场上,他们挥动三色旗,有几个人还在喊:“共和国万岁!”但是大多数群众默不做声;他们两眼盯着市政厅窗户,他们在犹豫。阿尔芒走了几步,紧紧抱住一根路灯杆,像个醉汉;他的腿在哆嗦。他在哭。他哭是因为他被征服了,因为他的生命得救了。他躺在床上,肚子打了个窟窿,他是个征服者,他死了;他在微笑。突然又响起吼声:“拉斐德万岁!奥尔良公爵<a id="jzyy_1_77" href="#jz_1_77"><sup>(2)</sup></a>万岁!”阿尔芒抬起头,看见将军和公爵在市政厅阳台上拥抱,身上都披了一面三色旗。
“赢了!”他说。他的声音不带怒气,然而有一种极大的倦意。“您没有权利那样做,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这是没有意义的自杀,”我冷冷地说,“公爵算什么?什么都不是。他的死不会改变什么。资产阶级下决心要篡改革命,他们会成功的,这个国家要建立共和制还不成熟。”
“您听听他们,”阿尔芒说,“他们像孩子似的受人拨弄。就没有人要他们睁开眼睛看看?”
“您自己就是个孩子,”我碰他的肩膀说,“您以为暴动三天就能把全国人民教育过来啦?”
“他们要自由,”阿尔芒说,“他们为自由流了血。”
“他们流了血,”我说,“但是他们知道为什么吗?他们真正的意愿是什么,连自己也不明白。”
我们走上了塞纳河河滨道,阿尔芒走在我旁边,拖着两条腿,垂头丧气的。
“昨天胜利还在我们手中,”他说。
“没有,”我说,“你们并没有胜利,因为你们成功了也没有能力维持。你们没有准备。”
一件宽大的白色法衣,鼓满了水,在河面上漂。靠岸停着一条船,桅杆上挂一面黑旗;有几个人抬来几副担架,放在斜坡上,人群伏在桥栏杆上一声不出,扑面升起一股气味,这是里维尔的气味,罗马广场的气味,战场的气味,胜利与失败的气味,相形之下,鲜红的血显得那么黯淡。他们把尸体堆到船上,再铺上一层干草。
“他们白死了,”阿尔芒说。
我望着阳光照耀下的茅草,底下是长满蛆虫的人肉在发酵。为人类、自由、进步、幸福而死,为卡莫纳而死,为帝国而死,为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未来而死,为最终不得不死而死,白白而死。话已经到我嘴边,但是我没说出来;我已经学会了怎样跟他们说话。
“他们是为了明天的革命而死的,”我说,“在那三天,人民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但是明天他们会知道的。要是您去从事未来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毫无意义地去殉难,他们会知道的。”
“您说得对,”他说,“共和国需要的不是殉道者。”
有一会儿,他身子倚在桥栏杆上,两眼盯着那条载尸船,后来他转过身:
“我要去报馆。”
“我跟您一起去,”我说。
我们离开河滨道。拐角处,一个人正把一张告示往墙上贴。上面写着一些粗大的黑字:“奥尔良公爵不是波旁家族的人,他是瓦卢瓦家族的人。”远处,在一道栅栏上,我们看到撕破的共和派宣言。
“什么事都做不成了!”阿尔芒说,“而昨天,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
“要耐心,”我说,“您前面有整整的一生。”
“是的,这全亏了您。”
他勉强向我笑笑:
“您怎么猜着的?”
“我看见您给手枪上膛。要看透您的心思不难。”
我们穿越马路,阿尔芒眼睛盯着我困惑不解:
“我在想,您为什么那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对您说过,我非常爱您的母亲,由于她我把您看做一位亲人。”
他一声不答,但是当我们走过一面弹孔累累的橱窗前,他停住脚步。
“咱们俩很像,您从来没有注意到吗?”他说。
我望着两个人的映像:我这张几世纪来没有变化的脸,他这张涉世未久的脸,还有他的黑色长发、络腮胡子、热情的眼睛;我们都有一样的鼻子——福斯卡的鼻子。
“您想到什么啦?”我说。
他迟疑一下:
“我以后跟您说。”
我们走到《进步报》报馆的大楼前;人行道上有一群衣衫褴褛的汉子,他们用肩膀猛撞紧闭的门。他们叫喊:“我们要枪毙这些共和分子!”
“啊!这些蠢人!”阿尔芒说。
“我们从后门进,”我说。
我们绕过这一排房屋,敲门,门上小窗开了,然后大门打开一条缝。
“快进,”瓦隆说。
他衬衫敞开,胸前冒汗,手里握了一支长枪。
“你去试试,叫加尼埃下决心走。他们要杀他。”
阿尔芒几步蹿上了楼梯。加尼埃坐在编辑室一张桌子旁边,围在一群青年中间。他们没有武器。只听到从街心传来沉闷的枪声、喊杀声。
“您还等什么?”阿尔芒说,“从小门溜走。”
“不。我要接待他们,”加尼埃说。
他害怕。从他扭歪的嘴角、痉挛的手指,我可以看出他害怕。
“共和国要的不是殉道者,”阿尔芒说,“别让他们把您杀了。”
“我不愿意他们捣毁我的印刷机,烧掉我的稿件,”加尼埃说,“我要接待他们。”
他声音坚定,目光严峻。但是,我感觉到他内心是害怕的。他若不害怕,无疑会同意走的。他高傲地补充了一句:
“我一个人也不留。”
“这话白说,”我说,“您知道,这些青年不会离开您的。”
他环顾了一下,显得犹豫不决。这时刻,听到一声巨大的开裂声,一群人疯狂冲上楼来。他们喊:“杀死共和分子!”玻璃门打开了,他们拥了进来,刺刀挺在前面,样子醉醺醺的。
“你们要干吗?”加尼埃说话声音干咽。
他们迟疑了,其中一个人喊:
“我们要剥掉你这个共和分子的臭皮囊!”
他往前扑,我纵身跳到加尼埃前面,当胸挨了一刺刀。
“你们是些杀人犯?”加尼埃叫道。
他的声音从很远地方传入我耳中;我觉得血湿透了我的衬衣,眼前是一片迷雾。我想:“这次我可能要死了,我可能完了!”后来,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桌子上,胸前扎了一块白布。加尼埃说个不停,这些汉子朝门口退去。
“不要动,”阿尔芒对我说,“我去找个医生。”
“用不着,”我说,“刀卡在一根骨头上。我没什么。”
在街上,在窗下,他们继续喊叫:“枪毙共和分子。”但是,这些汉子已经旋转脚踵,走下楼梯。我站起身,掖上衬衫,扣上外衣。
“您救了我的命,”加尼埃说。
“别谢我,先看看生命留给您的是什么。”
我想:“这一来,他还要带着害怕的心理活上几年。”
“我回去休息。”
阿尔芒跟我一起下楼,我们不出声走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您是应该死的。”
“刀卡在……”
他打断我的话:
“挨了这么一刀,一般人没有能站得起来的。”
他抓住我的手腕:
“把真相告诉我吧。”
“什么真相?”
“您为什么要照顾我?为什么咱们俩那么像?刺刀并没有卡住,您怎么又会不死的?”
他说话口气异常兴奋,手指痉挛似的抓住我的胳膊:
“很久以前,我就怀疑……”
“我不明白您想说些什么。”
“从小我就知道,我有一个祖先,他永远不会死,从小我就希望碰见他……”
“您母亲跟我说起过这个传奇……”我说,“您能相信吗?”
“我一直深信不疑,”他说,“我总是在想,他若对我有些情意的话,我和他一起可以轰轰烈烈干一番。”
他的眼睛亮了,怀着激情望着我;查理五世把头扭了过去,下嘴唇往下挂着,在垂落的眼皮下,眼睛像死了似的,而我答应说:我们轰轰烈烈干一番。我一言不出,阿尔芒不耐烦地对我说:
“这是一桩秘密?为什么要神秘兮兮的?”
“您相信我不会死以后,看着我不害怕吗?”
“那有什么可害怕的?”
他笑了一笑,神采飞扬,一下子显得非常年轻;我心中有什么东西动了:平淡无奇的、带着一种年代悠久、有点陈腐的香味。喷泉在歌唱。
“是您,对吗?”
“是我。”
“那未来属于咱们的了,”他说,“谢谢您救了我的命!”
“先不要高兴!”我说,“会死的人在我身边生活是危险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命一下子显得那么短促,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像会有结果。”
“我知道,我不多不少只有一个普通人的生命,”他说,“有了您不会有任何变化。”
他望着我,仿佛第一次看到,他已经起了贪心,要利用出现在他面前的大好机会。
“您见过的世面可多啦!您参加过大革命吗?”
“参加了。”
“您以后给我说说,”他说。
“我那时并不很关心,”我说。
“啊!”
他打量我,有点扫兴的样子。
我突然说:
“我到了。”
“我上您屋里坐会儿,打扰您吗?”
“什么都不会打扰我的。”
我推开图书室的门。玛丽亚纳在椭圆形镜框里微笑,她青春的肩膀袒露在蓝色长裙上。我说:
“她是您的外曾祖母。我的妻子。”
“她很美,”阿尔芒有礼貌地说。
他的目光在房里扫了一遍。
“这些书您都看了?”
“差不多都看了。”
“您一定是个大学者。”
“我对科学已不感兴趣。”
我望着玛丽亚纳,我想谈谈她,她死了很久了;但是对阿尔芒,她今天才开始存在;她会在他心中复活,美丽、年轻、热情。我说:
“她对科学充满信心。她跟您一样,相信进步、理性、自由。她热诚地献身于人类的幸福……”
“这些您不相信吗?”他说。
“当然,”我说,“但是她,这是另一回事。她充满活力,凡经她碰过的东西,无不有了生命:花、思想……”
“女性经常比我们慷慨,”阿尔芒说。
我拉上窗帘,对他这句话没有回答。我点了一盏灯。对他来说,玛丽亚纳是什么呢?千千万万死人中的一个死人。她在椭圆形镜框内含着一成不变的微笑,她永远不会重生。
“您为什么对科学不感兴趣了?”阿尔芒说。
他累得有点摇摇晃晃,眼皮眨个不停;但是,没有从我这里获得好处以前,他打定主意不离开。我说:
“科学不会使人超越人的本性。”
“有必要超越吗?”
“对您肯定没有必要。”
我突然加上一句:
“您该休息会儿。您看来精疲力竭了。”
“我这三天睡眠不足,”他说时,含歉地笑了一笑。
“在同一天内死后又复生,”我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您躺在沙发床上睡吧。”
他往长沙发上倒了下来,说:
“我睡会儿。”
我依然站在沙发旁。夜正在来临。那边,暮色苍茫中,响彻着节日的欢呼声,但是在这间拉上窗帘的工作室内,除了阿尔芒轻微的鼾声,听不到别的。他已经睡了。四天来,他第一天摆脱了恐惧,摆脱了希望;他睡了,守夜的是我,在我内心深深感到这一天的重量,这一天在窗子后面进入了沉重的弥留阶段。佩尔戈拉城内阒无一人的广场,佛罗伦萨的远不可及的金色圆顶,卡莫纳阳台上淡而无味的葡萄酒……但是他也有过胜利的陶醉,听过马拉泰斯塔的狂笑,见过安托纳临死时的微笑;卡利埃望着黄浊的河水嘿嘿冷笑:我到了;而我,两手撕破自己的衬衫,生命使我窒息。他胸中有过希望,乌云密布的空中也有过红彤彤的太阳,平原远处也有过蓝色的山影,天涯也有过悠悠远飘的帆影,倏忽失落在望不见的地坳里。我俯身看阿尔芒,望着这张年轻、抑郁不欢的脸;他梦见了什么?他睡着,唐克雷德、安托纳、查理五世、卡利埃也曾这样睡过;他们都很像;可是对每个人,生命都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只有本人才能体会。这么一个生命是永远不会重现的;在每个人身上,生命没有一点一滴不是崭新的。他不会梦见佩尔戈拉的广场,也不会梦见黄浊的大河,他有他的形形色色的梦,是我无法剥夺其一丝一毫的。我永远无法脱胎换骨,做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可以试图为他效劳,但我不会用他的眼睛观看事物,不会用他的心体验感情。尾随我身后的永远是红彤彤的太阳、黄水的咆哮、佩尔戈拉的可憎的孤独:这是我的过去!我从阿尔芒身边走开;对他,也像对其他人一样,我不应该抱任何希望。
黄色的天空中浮现一团青烟,接着,这团青烟拉长了,飘动了,断了。某处,银色沙滩上,一片棕榈树影朝着一块白色卵石爬去。我多么愿意躺在这块沙滩上;每次我强迫自己讲他们的语言时,总感到空虚和疲劳。
“在印刷和出版问题上,把一张起义号召书张贴在当局人士事先知道的场所,才构成现行罪。最近一个月来,凭押票而加以逮捕的作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在犯现行罪时被抓住的。”
隔壁房间里,阿尔芒在高声念我的文章,其他人听着;有时,他们高兴得鼓起掌来。他们鼓掌,要是我推开门,他们的脸马上板了起来。我徒然每夜和他们一起工作,徒然写他们要我写的每篇文章,我在他们眼中还是一个陌生人。
“你们把一个无辜的人从他家里劫走,进行非法控告,几星期关在暗牢里,还妄加罪名,理由是他在失望和愤怒中对你们的官吏说了一句挖苦话,我要说你们这是在践踏法国人民用鲜血争取来的神圣权利。”
这几句话是我写的,而我在想:“玛丽亚纳会对我满意的。”但是这几句话,我已认不出来了;在我心中有的只是一片沉默。
“这一篇文章会引起轰动,”加尼埃说。
他已走到我跟前,望着我,神经质地扭动嘴。他愿意对我说几句恭维话,唯有他一个人看见我不怕,但是我们没有谈过心。
“等着打官司吧,”他终于说,“我们会赢的。”
门砰的一声开了,斯比内尔进来。他脸色红扑扑的,鬈发上还沾有凉意和夜气。他把围脖扔在椅子上,说:
“伊夫里暴动了。工人捣毁了纺织机,殴打了拿刺刀冲锋的军队。”
他说话太急,结结巴巴。他并不关心工人,也不关心捣毁的机器和流血;他很高兴,因为给报馆带来了重要消息。
“死人了吗?”加尼埃说。
“三个。伤了好几个。”
“死了三个……”
加尼埃脸上表情紧张。他的心也不在伊夫里、叫声、枪声上;他在设想大字标题。军队手提刺刀冲向工人。他已经在斟酌文章的开头。
“他们捣毁了机器!”阿尔芒说,“应该跟他们解释这是愚蠢的……”
“那又怎么样?”加尼埃说,“重要的是那边发生了暴动。”
他转身对斯比内尔说:
“我上排字房去,你跟我来。”
他们出去了,阿尔芒坐在一张靠椅里,脸对着我;他在思考。
“加尼埃错了,”他终于说,“这些暴动对事情毫无好处。您对我说过,应该首先教育人民,您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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